3月的北京，春回大地，万物复苏，2025年全国两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全国医药卫生领域的代表委员们肩负人民重托、怀揣对社情民意的充分调查和意见建议出席大会，为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卫生健康根基建言献策。

且听代表委员们带来的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

农工党湖北省委会副主委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缪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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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新兴化学品的广泛使用，新污染物的潜在危害有加剧趋势。这类污染物具有生物累积毒性强、隐蔽性高、难以降解、来源复杂且治理难度大等特点，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了长期且深远的威胁，亟须采取系统性措施加以防控。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于2022年出台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明确了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筛查和重点管控要求，并于次年发布了《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

然而，面对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持续新增的新污染物，现有资源和技术能力仍显不足，难以全面应对其长期危害。为精准识别新污染物健康危害的关键环节，科学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现梳理我国在新污染物治理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并结合前沿技术与科学研究成果，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新污染物治理存在突出问题

第一，新污染物生物毒性筛查体系不成熟，健康效应数据不足。

目前，我国新污染物的生物毒性筛查体系尚未成熟，其健康效应尚未完全明确。一项覆盖我国15个省市、涉及5696名志愿者的横断面研究发现，267种环境污染物中，74种化学物质在人体内的暴露率高，其中有机氯和全氟化合物与多种慢性病风险升高显著相关。此外，基于国家人体生物监测队列的分析表明，全氟化合物的暴露与血脂水平升高、糖尿病及高血压患病风险增加存在明显关联。然而，目前我国对化学物在人体内多种生理过程中的毒性仍缺乏系统性筛查与鉴定；关于人群健康效应的研究多基于横断面数据，缺少长期追踪的前瞻性队列数据支持；环境风险评估仍依赖传统的剂量毒性实验和过时的癌症关联数据，难以精确、实时反映新污染物的毒性效应。

第二，新污染物健康损害的生物学机制研究缺乏系统性深度探索。

目前，关于新污染物健康损害机制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一分子途径的浅层干扰，缺乏从多分子层面到全链条机理的深入解析。这种研究深度的不足，导致我们难以全面理解新污染物如何影响人体健康，也无法为临床干预和公共卫生防控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例如，研究表明全氟化合物与甲状腺功能异常、肝脏损伤和免疫系统抑制等健康问题相关，但其具体作用机制仍不明确。它们可能通过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代谢途径影响内分泌系统，也可能通过激活氧化应激通路导致细胞损伤，但这些机制之间的关联性和优先级尚未得到系统研究。

此外，尽管部分化合物的毒性已被证实，但针对其可能引发的健康风险，仍缺乏有效的早期筛查和干预手段。这使得我们难以及时发现和评估人体受到的环境健康危害，更无法迅速采取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第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覆盖范围有限，化学品准入制度不完善。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列举了一组已淘汰污染物与13种尚未淘汰的新污染物，包括传统全氟化合物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己烷磺酸（PFHxS）。这些“永久化学品”极难降解，尽管已被禁止生产和使用，但它们仍然在环境中大量积累，人体暴露水平居高不下且呈缓慢上升趋势。

与此同时，一些新兴污染物的暴露水平还在显著上升。例如，国家人体生物监测项目发现的关键种类包括：新兴全氟替代物氯代多氟烷基醚磺酸（8:2Cl-PFESA）、全氟十三酸（PFTriDA）和全氟丁酸（PFBA），新型溴代阻燃剂四溴双酚A（TBBPA）和四氯双酚A（TCBPA），以及低分子量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如邻苯二甲酸丁酯（DnBP/MnBP）、邻苯二甲酸乙酯（DEP/MEP）和邻苯二甲酸甲酯（DMP/MMP）。这些新兴化学品的生理毒性和健康影响尚未明确，却已逐步进入市场，导致人体暴露剂量不断累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测和管控机制，其潜在健康风险难以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

防控新污染物风险需强化支撑

强化科技支撑，提升新污染物的风险识别能力。推动高通量筛查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在新污染物识别中的应用，建立快速、精准的风险识别平台。整合国内外新污染物毒性数据，构建动态更新的新污染物信息库，为风险识别提供数据支持。积极参与国际新污染物研究计划，借鉴先进经验和技术，提升我国新污染物风险识别的国际竞争力。

鼓励学科交叉，开展有组织的深度科学研究。加大新污染物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与保障，设立专项科研基金，支持新污染物的毒性机制、健康效应及防控技术研究，确保研究持续性和系统性。推动环境科学、毒理学、医学、化学和信息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综合性研究团队。利用高通量多组学技术（如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识别早期生物标志物，结合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毒理学，深入解析新污染物的致病机理。建立科研成果快速转化机制，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环境健康危害的筛查和干预，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构建新污染物监测预警体系，推动科技应用。基于风险评估结果优先选择绿色环保的化学物，严格化学物的登记和准入管理，从源头上减少新污染物，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局面。建立健全新污染物监测网络，重点针对工业园区、饮用水源地、农田土壤等高风险区域实施动态监测和预警。开发高通量、高灵敏度的监测分析方法，提升新污染物的检测效率和准确性。同时，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合作，加速新污染物防控技术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在重点区域和行业开展新污染物防控技术示范工程，推广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形成可复制的治理模式。

综上所述，新污染物在我国的生态威胁巨大，需要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以及民众的共同努力，通过完善法规标准、强化科学研究、推进科技转化等多方面措施来解决当前问题，有效防控新污染物的风险，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实现绿色发展和健康中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