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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代明，1953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和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消化内科学专家，一级教授，开创了胃癌特异性血清学诊断先例，领衔的“胃癌恶性表型相关分子群发现及其序贯预防策略的建立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7年5月至2012年12月任学校校长，2010年6月至2018年6月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一）

樊代明的家乡在距离重庆市区 70 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翠竹青青，松涛阵阵，流水潺潺，鸟鸣声声”，是家乡在他记忆深处的样子。

1960年，全国大面积干旱，再加前苏联逼债，农村又搞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天灾人祸并行。那一年，樊代明 7 岁，论穿，人不分大小高低，每年只发 3 尺布票。要缝一套衣服，须攒四年才够。他是家中老大，父母经常用弟妹们的布票买布给樊代明缝新衣，待他穿旧了再给弟妹们穿。袖口、领口、裤脚、臀部都是一个又一个、一层又一层的补丁。论吃，更不行。爸妈从公共食堂打回来一小桶玉米汤，用饭勺在桶里搅一搅，然后各盛一碗，喝到碗底可见少许米粒，再递给孩子们喝。奶奶上了年纪，因营养不良住进医院——村里办的治“水肿病”（营养不良）的小食堂，每人每餐二两米饭，想到家里孩子们饿得慌，便趁管理人员不注意，把半碗饭倒进怀里，带回来抓给孩子们吃，那饭粒中还带有奶奶的体温，樊代明至今记忆犹新。

1972年冬天，命运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西藏军区来乡里招兵，一共 20个名额，樊代明踊跃报名并幸运入伍。

从乡里到重庆，汽车走了 1 天；从重庆到西宁，火车坐了 3 天；从西宁到格尔木，汽车坐了 7 天；从格尔木到拉萨，汽车又坐了 7 天，到了拉萨休整 7天后，又坐三天汽车，樊代明到了亚东。

亚东县是我国的西南边陲，四周都是敌方，是从版图中伸出去的一个县，和大陆相接只有一条山沟。山沟两边是高山，距离不足千米。听老兵说，这个战略要地，一旦战斗打响，退是没有出路的，最好的办法是端着枪往前冲，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是英雄。

经过多岗位锻炼，樊代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分到卫生队。本来不喜学医，但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

一次，山上送下来一位战友，19 岁，剧烈腹痛、频繁呕吐，医生诊断不清，直到下午 3 点，才知是肠梗阻。卫生队医疗条件差，技术更差，马上向 300 公里开外的日喀则八院求援。八院医疗队马上出发，救护车才跑了一半路，可怜的战友就离开了人间。临死前小战士拉着樊代明的手，有气无力地说：“老乡，我好想见我的妈妈啊”。年轻的战士远离故乡参军，未能血洒疆场，却因医疗水平有限长眠西藏。当晚樊代明值班，卫生队没有太平间，也没有电灯，为防老鼠咬坏烈士遗体，樊代明提着煤油灯，背着步枪，为战友站了一夜岗。第二天，战友们到后山砍树，打了一口棺材，还是湿的，便安葬了战友。

还有一次，一个甘肃老兵，因严重的高原性心脏病，出现心衰，从山口送下来。抢救 10 多天，老兵病情越来越重，奄奄一息。有一天早上，樊代明去看他，他使劲睁开眼，费力地说：“小樊，我不行了，我好想吃点新鲜蔬菜啊！”漫山遍野，一尺多厚的白雪，哪里找蔬菜。樊代明硬是在老百姓的牦牛棚下找到一株半干的野菜，拿回炊事班，洗净后打了一碗鸡蛋汤。当樊代明推开门，他一下惊呆了，满地是粉红色的泡沫痰，战友被白床单盖了起来，搪瓷碗连鸡蛋汤一下掉到了地上，和战友的泡沫痰混在一起，樊代明伤心地哭了……

再后来，队长对他说：“小樊，队里决定送你去学医”。

1975 年 8 月，樊代明经所在部队推荐上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临行前，他去了一趟烈士陵园，在两位战友的墓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今天，我去上学了，学医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当个好医生，一定不让宝贵的生命无辜逝去。”

回途中，樊代明写了一首诗“雪压昆仑车巅巅，风舞黄沙扑耳面，豁出半杯送别酒，正望山城开新颜”。

站在唐古拉山上，回望西藏，回望 21 年人生走过的崎岖之路——该长身体时挨饿，该读书时罢课，罢课后再下乡，回校以后青春过。本想好好读书，跳出农门当个乡长，人生无常又去当兵。当兵也没去个好地方，也没当个好兵种。回望这段经历，樊代明认为弥足珍贵，对他人生观的形成至关重要。“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无论是领导岗位，还是普通一兵，五星宾馆可享，路边小店也可住；山珍海味可品，粗茶淡饭也可用。”樊代明说道。

这段人生经历不仅对樊代明而言是珍贵的，对后学也起到了不小的励志作用。

（二）

进了三医大，曾经失去学习机会的一代人重返校园，求知欲可想而知。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学子们用很多时间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到部队学军，间或一两星期野外拉练。

学习时间被撕碎了，怎么办？只能靠自己挤时间。按校规，学生晚上 10 点熄灯上床就寝，其实都睡不着。宿舍 4 张床、住 8 人、上下铺，干部、老兵睡下铺。樊代明兵龄短又年轻，住靠门上铺。晚上，他用被子把头蒙上，用手电筒照着看书，背英文字典。一个字正背 50 遍，反背 50 遍，背完 1 页撕 1 页。那时学英语很难，课时很少，业余时间没老师，没有录放机，全靠自学。樊代明说那时他学的是哑巴英语，加之“重庆人”N/L 不分，只有自己听得懂。没有阅读资料，怎么办？他跑到外文书店，买了英文版、日文版毛泽东选集，再对照中文版一句句读，一字字比较，这样坚持下来，他的外文水平有了很大进步。

早在卫生队时，樊代明已自学完三医大的大学教材，所以医学课程对他而言，压力不大。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相应英文教材，别人读中文版，他读外文版。那时，樊代明以打靶为题写过一首诗：“树上宿鸟未鸣，耳边寒风正紧，苍天洒雨洗征尘，晨雾掩我练兵。撩开火眼金睛，剥云穿雾急进，待得明日穿敌心，方解满腹恨。”从诗中，我们似乎能看到学生时代的樊代明有多么的努力和拼搏。

1978 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樊代明考上了四医大附属一院消化内科。

从重庆翻过秦岭，樊代明去西安上学。离渝时，在菜元坝火车站，好多同学、老师、亲戚朋友来送他时说道“好不容易从西藏回到老家，最好能留在重庆工作。”大家都这样劝，樊代明心中也有依依不舍，但还是坚定地去读书。

火车快开了，大家向他不断招手，甜酸苦辣各种表情都有。樊代明的心情正如他当时所做的诗中描述：“车鸣撕碎心，步后不尽情，孤身攀秦岭，采花献亲人”。短短 20 个字，但已然成了樊代明世界观形成的分水岭。从这首诗中看，那时他报的是成名成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人生观，一切奋斗只为了“采花献亲人”。而这之后，在原第四军医大学漫漫求学征途中，他的世界观逐渐形成——要将个人的奋斗与祖国、世界、民族联系到一起，才能升腾起源源不断的前进力量。

读本科，樊代明提前一年毕业；读博士，也是提前一年毕业；在国外做博士后研究，还是提前一年完成研究归国。1988 年，樊代明 34 岁晋升副教授；1990 年，樊代明 36 岁晋升教授。

很多年后站在讲台，给学生们讲人生观时，“胸怀出大志，眼界定前程”成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三）

来到四医大，樊代明有幸师从张学庸教授和陈希陶副教授。一个 59 岁，一个 53 岁。两位都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临床经验丰富。他们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白天管病人，晚上上基础课。樊代明在读完大学基础课，临床实习刚开始时考了研究生，所以临床基础较差，用他的话来说——本来在基础学习阶段，知识是很扎实的，可到了临床，见了活生生的病人，好像一切都忘了。“病人发烧，我也‘发烧’，病人头痛，我更‘头痛’”。

樊代明接手的第一位患者是西安交大的一位老师，患者有好几个症状，他下医嘱时给每个症状都开了好药，加起来十几种，自己十分得意。老师来一看，全部划掉了，只留下一个三级护理，并质问到，病未搞清楚就下药这叫谋财害命。有一次查房，按规定必须把病历交给老师，自己靠背病历来介绍病情。由于太紧张，樊代明背了另一个病人的指标。老师很生气，把病历摔到了地上，厉声质问他是写得不对还是说得不对。当时樊代明十分尴尬，看着地下的病历，不知是捡还是不捡，最后还是护士长帮他捡了起来。更让人难堪的是，老师又说“将来招研究生要招水平高一点的”。为了改变老师对自己的印象，为了这句话，他一直努力工作，立志要成为老师最好的学生。

人生有时会因一句话而猛醒，从而为这句话奋斗终身，就怕一生中碰不到这样的话，这就叫争气。

现在自己带学生的樊代明，硕士、博士，博士后加起来已逾 200 人，其中，近 100 人晋了高级职称，也当得起恩师学生中最优秀的了，但他还是在不断努力，不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实现新的目标。

接下来是研究选题，樊代明选择了胃癌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原因之一：胃癌在当时是国人发病和死亡最多的恶性肿瘤，是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原因之二：这种癌在中国占世界病例的 50%，西方人，发达国家比较少见。

当时，科里没有实验室条件，查文献要靠到图书馆一本一本翻读，且文献不全，现存的翻印版本比国外原版滞后 1~2 年，更主要的是不了解、没掌握先进的实验方法，没地学，没人教。没办法，他们就去外科收集手术切下来的胃癌标本，准备作研究。

当时有个想法一直在樊代明心中萦绕，不得其解。他们村有个赤脚医生，靠自学行医治病，诊所也没啥药，凡胃痛病人都给开庆大霉素，不管是胃炎，胃溃疡、还是胃癌，都喝。的确有些人有效，有的病人复发了再喝也有效。樊代明向老师请教，为什么喝庆大霉素可以治疗胃溃疡，是不是杀了什么细菌？老师批评他胡说八道，因为那时世界上一致认为：溃疡是由胃酸引起，是 Ph 值太低。研究生阶段，樊代明和师兄刘端祺用电镜看胃癌标本，发现多数的胃组织上都有一些怪怪的东西，他们称之为“毛毛虫”，且如获至宝，十分高兴。当他们给辅导老师汇报时，辅导老师说“你们少见多怪，小题大作，胃纳五谷杂粮，一日三餐，怎会没有污染？”

“那污染怎么总是毛毛虫呢？”

“胃有强酸，别的细菌都杀死了，只有毛毛虫才能活呗。”

樊代明信以为真，而且深信不疑，把照片留在了电镜室，至今仍在那里。不久，北医三院的郑芝田教授用抗菌药痢特灵治溃疡有效，在 Lancet 发表了文章。五年以后，澳大利亚的病理科医生 Warren，同样在胃标本中见到“毛毛虫”，消化内镜医生 Marshall 为他取活标本培养。培养 30 多个病人的标本没有成功，最后一生气，把标本放到培养箱就去休假了，几天休假后回来一看，毛毛虫长出来了。为什么？这种细菌需要厌氧环境，过去培养时间不够长，而且老去开箱看。后来，这种毛毛虫被叫做 Helicobacter Pylory, HP。不久，Marshall 的母亲发现儿子口臭而且很严重，为什么？Marshall 把培养的东西喝进胃里，引起溃疡，然后再服抗生素又治好了胃病。这项研究最后在 Lancet 发表，引起世界震惊，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从 Ph 到 HP，堪称溃疡病治疗的一场革命，在国内外，樊代明也曾为 Warren 和 Marshall 主持过多次报告，Marshall 经樊代明推荐，现已是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每当两人谈起这个故事，看到当年“毛毛虫”照片时，Warren 和 Marshall 会对樊代明说“你运气不佳”，樊代明心里知道：是思路不对。在 Warren 和 Marshall 获得诺奖的当天，樊代明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华医学杂志》全文发表，题目是《中国人离诺奖有多远》

（四）

1983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中国招收出国进修生，每两年招 100 人。国家组织严格考试，樊代明以本专业英语和专业成绩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他选择到日本东京国立癌中心进修。

日本学者总体上讲：崇尚西方，崇尚美国，看不起中国人。当时，樊代明在国内的工资是每月 60 元人民币，而 WHO 的资助是近 5000 美元，做科研可谓十分可观了。但进修期间日本东京国立癌中心很久都没有让他做实验，只让他打下手，在旁边看。樊代明学的是人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当时世界上胃癌人单抗还没有人研制成功，而他用了半年时间，成功了。当时日本药业时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条消息，还登了樊代明的两张工作照，老师有意留他在日本继续工作，但樊代明决定马上回国。

为什么？他要回国创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国外的药品有不少是中国出国学者研究出来的，国外常常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卖给中国人，其他行业也一样。

回到科里，实验室条件太差，没法进行细胞培养，他就去烧伤科实验室做实验，但要等时间，烧伤科白天做，他们晚上做，烧伤科上班做，他们下班做。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终于做出了自己的胃癌人单抗，医院请樊代明做报告，他兴奋地说；“我们成功了，这是中国牌的，一旦拥有永远拥有，只要装杂交瘤的液氮罐不破。”

为了庆祝胜利，第二天，樊代明和几个同事，兴高采烈骑着自行车到郊外野炊，玩得十分痛快。但当他们返回实验室，看见留守的同事站在门口，哭丧着脸，“樊医生，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是不是液氮罐破了？”

“就是！”全体惊呆了，空气凝住了，天快塌下来了。要知道，科学研究在很多时间靠机遇，如果这种机遇概率很小，得到了等于永远得到，而失去了则意味着永远失去。这是一次完全的人为事件，液氮罐由双层罐壁组成，中间抽了真空，以保证 -190℃的液氮在罐中保存不会蒸发。他把抽真空后最后密闭那个地方给你扭松，真空没了，罐内成了常温，液氮很快蒸发干净，内存细胞全部死亡。好毒啊！以后我们将液氮罐放入专室，双人双锁管理，自那以后 30多年过去了，从未出现类似现象。

痛定思痛，痛也没用。为了尽快弥补损失，樊代明和同事们开始执行“6+1”“白+ 黑”的工作计划。樊代明记得那年大年三十，早上妻子嘱他上街买肉，晚上做年饭。而他则一直在忙，待下午想起来去买肉时，市场上只剩卖鞭炮和对联的。大年初一，起床后他便去实验室给细胞换培养液，细胞也要吃饭。发现有一瓶长出了一个漂亮的克隆，他如获至宝，赶快做有限稀释。妻子做好了汤圆，见他许久不回来，五岁多的女儿去送。实验室在二楼靠里，孩子喊他听不到，按门铃又够不着，只好把搪瓷罐放下，用一根树枝去按，还不行，孩子便跳起来摁，门铃没按着，脚踢翻了搪瓷罐，汤圆洒了满地，孩子伤心大哭。路过的同事把樊代明叫下楼，得知原委，他抱着孩子，提着空搪瓷罐回家，心里又喜又难过，喜的是实验成功了，难过的是对不起家人和女儿。

天道酬勤，天助善者，又经过半年努力，他们从 28561 个杂交瘤中，筛选出 11 个能分泌抗胃癌的单抗。应用这组抗体建立了 4 种诊断胃癌的新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1989 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也是国内从事单抗研究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奖励。1990 年，樊代明被美国赛克勒基金会评为中国医师年度奖，应邀赴美国十所大学做报告。因为过去学的哑巴英语，他害怕英语表达人家听不懂，更害怕人家提问题。当时导师张学庸教授因房颤刚安了起搏器，还未出院，在病床上一句句读给樊代明听，并让他录音。樊代明不断听、不断念。到了美国，他讲的观众全听懂了，还有掌声，但一到回答提问时，就明显吃力，不是对方听不懂，而是樊代明听不懂。自那以后，他努力听说英文，而且要求学生也这样做，还在办公室和实验室贴上“No Chinese Speech”。

“一辈子碰到好老师太重要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母给我们生命，老师教我们本事。”樊代明很尊重老师，“从师 30 余年，是老师领着我走，扶着我爬，扛着我上。我从没惹他俩生气，也从没说过他们一句不好的话。”樊代明的爱人在新疆，女儿出生后靠他的大妹来西安带，一家三口人靠着樊代明每月的 35 斤粮票，维持生活。陈希陶老教授经常让师母给樊代明送粮票和油票，还安慰他，“不要紧，熬一天孩子就大一天”。

1991 年，欧共体在中国招博士后，全国一共招 50 名，樊代明考了专业和英语第一名，被国家科委派往比利时布鲁塞尔鲁汶大学作博士后。当时，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两项技术都属前沿技术，如何将其整合起来，实现生物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此，樊代明奔波于鲁汶大学两个实验室之间学习和做实验。欧共体的资助为他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时从国内去的好多学生，为了省钱，每周乘火车去郊外很远的地方买菜买肉，来去一天。樊代明选择就近购买，虽然价格是 3-4 倍，但可节约 1 整天时间用于学习。欧共体资助 2 年，樊代明只用了 1 年就学成归国了，技术学到了，立马回国。

回国后樊代明带着他的第一个博士生，整合两项最先进的技术——单抗技术和 PCR 技术，创造出一种嵌合物质，叫免疫 PCR 技术。一方面可以提高识别肿瘤分子的特异性，另一方面提高识别肿瘤分子的敏感性，实现了检测肿瘤抗原突破性进展，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专业杂志发表了论文，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国家发明奖。由于工作业绩突出，1992 年，樊代明被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1993 年被国家五部委联合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

1988 年，樊代明开始带硕士，1990 年开始独立带博士。他的严格程度在全校是出了名的。比如，无论寒暑假，只有春节七天假。消化实验室有一条靠窗的长廊，40 多张课桌排成一排，每人一张课桌一盏台灯。他要求学生每晚来学习。长廊在三楼，樊代明的办公室在对面一楼。“每晚坐在办公室，看到三楼那排台灯先后亮起来，很快全亮起来，形成一条漂亮的风景线，顿觉心旷神怡。开始大家坚持不懈，过一段时间，有些人就不来了。看上去有些灯不亮，风景线中间有空缺，我就在大会上批评。再后来，那条线都亮了，到时就亮。”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樊代明坦言也是有些心疼学生们的。

1994 年，世界胃肠病大会在美国洛杉矶召开，樊代明是唯一一位受大会邀作报告的中国学者，会上，他辅导的研究生荣获青年学者奖，并举着国旗亮相。在那个会议上，樊代明又有了下一个目标：一定要好好干，有朝一日让这样的世界大会在祖国的领土上召开，而且中国人要当这个世界大会的主席。

（五）

1994 年，樊代明 41 岁，走上了消化内科主任岗位。当时，学科在全国排名顶多第五，他上任后，提出了专业排名全国第一的目标。那时，为了提升科室科研影响力，他抓了几件大事。其一，把两位副主任同时送出国，一个送日本，一个送英国。出发那天，樊代明送他们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们尽快学成归国。送走他们，发现自己进站拥挤遭了小偷。兜里没钱，他徒步走回医院，这一路想了很多，也有很多担心。看到科里黑灯瞎火，沉寂无声，更是思绪万千。为了留住人才，樊代明和两位副主任保持通信交流，后来，两人学成后均按期回国，并为科室后续发展积蓄了力量。

1995 年，樊代明获国家自然科学首批杰出青年基金；1996 年获评中组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997 年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1999 年获评国家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2000 年他带领的团队获评全国首批自然基金创新群体；2001 年樊代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8 年，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樊代明领衔申报的“胃癌研究项目”荣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本人荣记一等功；2016 年，所在团队获国家创新团队奖。

2006 至 2013 年，樊代明担任中华消化学会主任委员，连任选举时，3 个候选人，67 张票，他获 65 票。2014 年担任亚太消化学会副会长，2018 年任会长。2013 至 2020 年，任世界消化学会常务理事。2017 年 8 月，当选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2018 年与 2020 年连续两次当选国际抗癌联盟常务理事。截至 2020 年底，他共获 41 项国家发明专利，20 项实用新型专利，主编专著、教科书等 21 套近130卷册。在国际杂志发表论文逾 700篇，连续 7年成为中国医生高被引论文作者。

2004 年 6 月，樊代明被任命为原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分管科学研究和研究生院工作。当时的校长很开明，鼓励樊代明大胆工作。时任政委孙长新少将，亦全力支持樊代明的工作。他倡导开展的一系列学术精品活动，为尔后学校的全速高质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7 年 5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胡锦涛主席签署命令，樊代明任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他提出精品战略的办学理念，得到学校党委的肯定和支持，并逐渐成为那段时期的办学思想。担任校长的 5 年半中，学校出现了明显进步，连续五年获五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新增院士 2 名；长江学者增至 18 名；杰青增至 19 名；新建校舍宿舍 57 万平方米；在国外发表论文从年 70 余篇增至 800余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和发表 SCI 论文数连续 4 年成为全国医科院校之首。

2012 年 12 月，因年龄原因，樊代明从校长职务卸任。2010 至 2018 年经中央批准，樊代明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2018 年 6 月卸任后回到西京消化病医院担任院长，消化内科教授、主任医师。2017 年，经《科学中国人》等多家媒体评选，樊代明荣获中国杰出大学校长奖（该奖每年仅评选 1 人），由美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Martin coffee 为樊代明颁奖。他曾于 1992 年当选中共十四大代表，并于 2008 年和 2018 年先后当选第十一届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

“从军，他当了将军；从政，他当了工程院副院长；从教，他当了四医大校长；从医，他当了世界学术会的主席；从研，他当了院士，甚至美国和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常有人问他，“这五条，一个人有其中一条就够了，你五味俱全，做人做事有什么诀窍？”樊代明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的解释大抵是“伴随人生的一切因素都很重要，领导、老师、同事、环境、机遇……如果一定要从个人因素来讲，我的座右铭是——永远向前走，否定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