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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肿瘤领域的研究进展日新月异，为了让读者及时了解最新动态，医脉通血液科推出《医脉月刊》，精选每月血液肿瘤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本期小编精选7项研究，以飨读者。

摘要一览：

1.临床诊断为新发AML的患者中存在MDS相关基因突变的患者可从CPX-351治疗中获益

2.CCLG-AML 2015方案使用高三尖杉酯碱作为诱导治疗的完全缓解率更高

3.治疗前CD4+/CD8+比值有望成为预测ENKTL患者接受抗PD-1抗体治疗后疗效的生物标志物

4.MYC过表达与巨块型DLBCL患者较差的预后相关

5.allo-HSCT能够有效且持久地控制MCL患者的病情，包括伴有TP53突变的患者

6.DFPP和利妥昔单抗能够有效用于Haplo-HSCT患者的脱敏治疗，并且克服了DSA对患者的负面影响

7.硼替佐米在复发/难治性iTTP患者中耐受性良好，尤其在PE、糖皮质激素和利妥昔单抗之后应用，具有较好的完全缓解率

01 在不良核型AML和高危MDS患者中比较CPX-351与FLAG-Ida的疗效差异

背景：英国研究者进行了NCRI AML19试验，将FLAG-Ida方案作为年轻高危AML和MDS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该研究旨在评估高危AML和MDS患者接受FLAG-Ida与CPX-351的疗效差异。

方法：FLAG-Ida方案：第2-6天，氟达拉滨30mg/m²，静脉注射（IV）；第2-6天，从氟达拉滨治疗后4小时开始给药阿糖胞苷，2g/m²持续4小时（>60岁患者降至1 g/m²）；第1-7天，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263μg，皮下注射；第4-6天，伊达比星8 mg/m2，IV。CPX-351诱导方案：第1个周期包括第1、3和5天，进行90分钟100单位/m²的输注(阿糖胞苷：100 mg/m²和柔红霉素：44 mg/m²)。对于第2个周期达完全缓解(CR)或CR伴血液学不完全恢复(CRi)的患者，缓解后治疗在第1天和第3天输注65单位/m² CPX-351(65 mg/m²阿糖胞苷和29 mg/m²柔红霉素)，最多2个周期。诱导后，如果有合适匹配的供者，建议所有患者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

结果：第1周期的治疗后，CPX-351组和FLAG-Ida组患者的总体缓解率（ORR：CR+CRi）分别为51%和65%（P=0.15）。第2周期治疗后，两组ORR分别为64%和76%。两组患者间第30天和第60天的死亡率没有差异。在MDS相关基因突变的探索性亚组中，CPX-351组患者的中位OS为38.4个月，FLAG-Ida组患者的中位OS为16.3个月（P=0.05）。

结论：研究结果显示，临床诊断为新发AML的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存在MDS相关基因突变，这部分患者可从CPX-351治疗中获益。

02 CCLG-AML 2015方案：基于高三尖杉酯碱的诱导方案

背景：高三尖杉酯碱（HHT）是中国成人AML的常用治疗药物，全反式维甲酸（ATRA）已被证实可用于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然而，以HHT为基础的诱导治疗对儿童AML的疗效和安全性尚未得到证实，以ATRA为基础的治疗尚未在非APL AML患者中进行评估。

方法：一项开放标签、多中心的随机研究，在中国的35个中心开展。该研究将儿童AML（APL除外）患者随机分为4组，以HHT为基础的（H组）或以依托泊苷为基础的（E组）诱导治疗，然后被随机分配接受以阿糖胞苷为基础的（AC组）或以ATRA为基础的（AT组）维持治疗。

结果：该研究纳入1258例患者，其中1253例被纳入意向性治疗（ITT）分析。H组的总CR率显著高于E组（79.9% vs 73.9%，p=0.014）。根据ITT分析，H组和E组的3年OS率分别为69.2%（95%CI：65.1-72.9）和62.8%（95%CI：58.7-66.6）（p=0.025）；H组的3年EFS率为61.1%（95%CI：56.8-65.0），E组为53.4%（95%CI：49.2-57.3）（p=0.022）。在接受维持治疗的符合方案人群中，4个治疗组的3年EFS率无显著差异（H+AT组：70.7%，95% CI：61.1-78.3；H+AC组：74.8%，95% CI：67.0-81.0，P=0.933；E+AC组：72.9%，95% CI，65.1-79.2，P=0.789；E+AT组：66.2%，95% CI：56.8-74.0，P=0.336）。

结论：HHT是儿童AML的一种可选择的联合治疗方案。以ATRA为基础的维持治疗的效果与以阿糖胞苷为基础的维持治疗相当。

03 抗PD-1抗体作为一线免疫治疗方案在结外NK/T细胞淋巴瘤患者中的疗效分析

背景：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黄慧强教授团队回顾性研究了抗PD-1抗体联合化疗或西达本胺治疗新诊断ENKTL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并探索了潜在的预后生物标志物。

方法：研究者回顾性分析了2019年3月-2022年6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初诊ENKTL患者，对患者的临床特征、血浆EBV-DNA水平、淋巴细胞亚群、PD-L1表达水平以及治疗方案和疗效进行了分析。根据不同医生的临床经验和治疗选择，患者分别接受抗PD-1抗体联合西达本胺诱导治疗（免疫诱导治疗组）或抗PD-1抗体联合以天冬酰胺酶为基础的免疫化疗（免疫化疗组）。

结果：研究回顾性分析了107例新诊断ENKTL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2.1个月，中位OS未达到；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6.0个月，1年PFS率为61.1%。与非UADT ENKTL患者相比，UADT ENKTL患者的中位PFS更长。与PINK-E评分为3-5分的患者相比，PINK-E评分为0-2分的患者中位PFS较长。早期患者的中位PFS较晚期患者长，非HLH相关患者的中位PFS显著长于HLH相关患者。

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PINK-E评分0-2分、早期阶段、UADT疾病和非HLH与较好的中位PFS相关，是独立的预后因素。此外，抗PD-1抗体联合化疗可延长患者的PFS，免疫化疗是与患者生存期相关的独立预后因素。

治疗前CD4+T细胞与CD8+T细胞比值（CD4+/CD8+）＞0.83组，有81.13%的患者治疗后EBV-DNA水平急剧下降，CD4+/CD8+＜0.83组仅有44.44%的患者治疗后EBV-DNA水平下降（P=0.031）。CD4+/CD8+＞0.83组有80.36%的患者达到CR，而CD4+/CD8+＜0.83组仅有40%的患者达到CR。而且，不论患者接受免疫诱导治疗或免疫化疗，CD4+/CD8+＞0.83的患者PFS明显长于CD4+/CD8+＜0.83的患者（P=0.028）。

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抗PD-1抗体治疗新诊断ENKTL患者的疗效较好。ENKTL患者治疗前CD4+/CD8+＞0.83与抗PD-1抗体治疗后较长的PFS和治疗后EBV-DNA水平显著下降相关。因此，治疗前CD4+/CD8+比值有望成为预测ENKTL患者接受抗PD-1抗体治疗后疗效的可行生物标志物。

04 MYC过表达能够预测巨块型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远期生存

背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陈清江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研究，探索了MYC和BCL2表达水平在巨块型DLBCL患者中的预后价值，以及不同治疗策略在巨块型DLBCL患者中的疗效差异。

方法：该回顾性研究纳入了2018年2月-2021年12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227例初诊巨块型DLBCL患者的数据。所有患者的一线诱导治疗方案为R-CHOP方案或强化剂量方案，如R-EPOCH（利妥昔单抗+依托泊苷+泼尼松+长春新碱+环磷酰胺+阿霉素）方案。

结果：研究共纳入227例患者，所有患者（n=227）的一线诱导方案为免疫治疗联合化疗：180（79.3%）例患者接受了R-CHOP方案，47（20.7%）例接受了R-EPOCH方案。中位随访时间为23（1-69）个月。所有患者（n=227）的1年和3年OS率分别为72.7%和57.1%，1年和3年PFS率分别为52.0%和42.5%。MYC过表达组（n=140）患者的OS和PFS显著低于非MYC过表达组（n=87），两组3年OS率分别为51.1%和67.3%（p=0.019），两组3年PFS率分别为34.1%和56.3%（p=0.001）。具体生存结果见图1。与非MYC过表达组相比，MYC过表达组患者一线诱导治疗后的ORR较差（69.0% vs. 50.0%，p=0.005）。截至最后一次随访，与非MYC过表达组相比，MYC过表达组患者的复发/进展率较高（31.0% vs. 52.1%）。

在IPI评分为3-5分的亚组（OS：p=0.011；PFS：p<0.001）和Ann Arbor分期为III-IV期的亚组（OS：p=0.014；PFS：p<0.001）中，MYC过表达与较差的OS和PFS显著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于IPI评分为0-2分和Ann Arbor分期为I-II期的亚组中。此外，MYC过表达与生发中心B细胞样（GCB）亚组患者的较差OS显著相关（p=0.014），与非GCB亚组患者的OS无显著相关性（p=0.191）；MYC过表达与GCB亚组（p=0.010）和非GCB亚组（p=0.035）患者的较差PFS显著相关。在所有患者中，放疗与更好的OS（p=0.008）和PFS（p=0.004）显著相关，而在MYC过表达患者中，放疗也与更好的OS（p=0.001）和PFS（p=0.001）显著相关。但在非MYC过表达的患者中，放疗与OS（p=0.704）和PFS（p=0.523）无显著相关性。

在接受BCL2检测的194例患者中，151（77.8%）例患者BCL2过表达，其中106（54.6%）例患者为MYC/BCL2双表达。相比于MYC/BCL2非双表达的患者，MYC/BCL2双表达与患者的OS（p=0.318）和PFS（p=0.114）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MYC过表达与巨块型DLBCL患者较差的预后相关，其不良预后效应在IPI评分为3-5分、Ann Arbor分期为III-IV期和GCB亚型的患者中更为明显。此外，诱导治疗后对残留病灶进行巩固性放疗，能显著改善MYC过表达的巨块型DLBCL患者的预后。

05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能使伴有TP53突变的套细胞淋巴瘤患者获得长期生存

背景：在伴有TP53突变的MCL患者中，传统化学免疫治疗的疗效不佳，仍需要更好的治疗措施。有研究者探索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在伴有TP53突变的MCL患者中的疗效。

方法：该研究纳入了2000年7月-2023年2月接受allo-HSCT治疗的36例MCL患者。筛选后的首次缓解（≥部分缓解[PR]）的患者接受了allo-HSCT。接受减低强度预处理（RIC）或清髓性预处理（MAC）方案的患者均被纳入研究中，预处理方案的选择由医生决定。接受同胞供者或匹配无关供者（MUD）移植的患者接受环孢素+甲氨蝶呤作为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预防方案；接受单倍体移植的患者则接受环磷酰胺+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接受双份脐带血移植的患者则接受环孢素+吗替麦考酚酯。

结果：所有患者（n=36）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0.8（最长20.4）年，所有患者的10年预估PFS率和OS率分别为48%（95%CI，30–64%）和56%（95%CI，36–72%）。13（36%）例患者在移植后中位6个月时复发，其中10（77%）例患者于移植后2年内复发。移植后5年、10年和15年有3例晚期疾病复发。所有患者的2年非复发死亡率（NRM）为14%（95%CI，5–33%）。

伴有TP53突变MCL患者（n=13）的中位随访时间为4.2年，4年PFS率和OS率分别为51%（95%CI，21–75%）和59%（95%CI，28–81%）。5例患者在移植后6个月内出现疾病进展，其中1例患者在首次接受伊布替尼和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后达到CR，并且在复发后34个月时仍处于CR。伴有TP53突变患者在移植6个月后未出现疾病进展。11例首次缓解时接受allo-HSCT、伴有TP53突变的MCL患者未出现非复发死亡事件。

Allo-HSCT后复发的患者特征13例移植后复发患者的中位OS为2.1（95%CI，0.3-无法估计）年。在移植后2年内复发的患者中，3例仍存活，第1例患者接受了局部放疗和干扰素治疗，被成功挽救；第2例患者伴有TP53突变，通过伊布替尼和4次供者淋巴细胞输注达到CR；第3例患者最先接受了纳武利尤单抗治疗，随后接受伊布替尼治疗，之后接受了pirtobrutinib治疗，最后一次随访时仍存活。

结论：allo-HSCT能够有效且持久地控制MCL患者的病情，包括伴有TP53突变的患者。伴有TP53突变的MCL患者，在首次缓解时应考虑allo-HSCT，尤其是在无法获得CAR-T治疗的情况下。此外，移植后复发的MCL患者的预后显著较差，中位OS仅为2.1年，对于该类患者仍需要更优的治疗策略。

06 双重血浆置换联合利妥昔单抗在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DSA脱敏治疗中的应用

背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罗依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报告了接受Haplo-HSCT患者脱敏治疗的疗效，并比较了DSA阳性患者与DSA阴性患者的移植结局。

方法：研究纳入了2017年3月至2021年11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骨髓移植中心接受了Haplo-HSCT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其中33例为DSA阳性（平均荧光强度[MFI]>2000）患者，99例为DSA阴性患者（对照组）。所有DSA阳性患者均在预处理前1周接受了两次DFPP隔日治疗，DFPP治疗完成后第二天给予单剂量（375mg/m²）利妥昔单抗。第二次DFPP治疗后重新检测DSA水平。本次研究的主要终点为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植入率以及原发性植入功能不良（PGF）发生率，次要终点为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与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的发生率、非复发死亡率（NRM）、无病生存（DFS）率和总生存（OS）率。

结果：DFPP的耐受性良好，低血压是最常见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0.29%。DFPP和预处理期间患者未出现活动性出血并发症。患者的肝、肾功能，血常规等其他指标无明显变化。

脱敏治疗前，抗HLA-I类抗体的基线MFI平均值为7413.26（范围：2093.58–15622.30），抗HLA-II类抗体的基线MFI平均值为10110.87（范围：5303.24–18822.68）。脱敏治疗后，抗HLA-I类抗体的MFI中位值下降至2032.55，明显低于脱敏治疗前DSA水平（p<0.001）。抗HLA-II类抗体的MFI中位值下降至1700.36（p<0.001）。DFPP治疗前后，DSA的MFI中位值分别为7505.88±4424.38 vs 2013.29±4067.22（p<0.001）。DSA阳性组患者均成功实现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植入。

生存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7.8（范围：5.1-65.2）个月。DSA阳性组与对照组II-IV级aGVHD的100天累积发生率分别为41.4% vs 28.1%（p=0.176）。两组cGVHD的3年累积发生率类似（48.5% vs 52.5%，p=0.688）。DSA阳性组中至重度cGVHD的发生率较高（16.8% vs 7.2%），但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96）。DSA阳性组与对照组3年NRM类似，分别为6.39%和8.72%（p=0.972）。此外，两组患者的3年累积复发率无显著差异，分别为26.4% vs 12.4%（p=0.4）。3年OS率DSA阳性组为72.0%，对照组为87.8%（p=0.148）。两组患者的DFS率也无显著差异（p=0.2）。

结论：研究显示，DFPP和利妥昔单抗能够有效用于Haplo-HSCT患者的脱敏治疗，并且克服了DSA对患者的负面影响。

07 硼替佐米治疗复发/难治性iTTP患者：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和系统性文献综述

背景：关于硼替佐米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报道仅限于病例报告和病例系列分析，来自美国的研究者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和系统性文献综述，旨在评估硼替佐米在复发/难治性iTTP患者中的疗效。

方法：该研究纳入了2013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1日在克莱门茨大学医院和帕克兰健康与医院系统中接受硼替佐米治疗的所有iTTP患者。这些患者均存在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裂解酶（ADAMTS13）功能严重缺陷（活性水平<10%），且患者体内能够检测出抗ADAMTS13自身抗体。

结果：从2013年至2022年，8例患者接受了硼替佐米治疗，6例患者获得缓解。其中，5例患者因ADAMTS13复发预先接受了硼替佐米治疗，缓解率为60%（3/5）。

26例（72%）患者在硼替佐米治疗的初始周期达到完全缓解，1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所有患者（n=34）接受了剂量为1.3mg/m²或1mg/m²的硼替佐米，占比分别为56%和41%。硼替佐米的初始给药方式通常为皮下注射（69%）而非静脉注射（31%）。硼替佐米的中位累积剂量为5.2mg/m²（范围：4.0-10.4mg/m²；n=34）。硼替佐米的耐受性良好，13%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常见的不良事件为神经病变和血小板减少症。4例患者对硼替佐米初始周期的缓解有限或没有获得缓解。这4例患者再次接受硼替佐米治疗获得完全缓解，尽管其中1例患者需要3个周期的硼替佐米治疗。4例患者再次接受硼替佐米治疗的周期中位数为52天（范围：25-83天）。

有充足数据报告的患者（n=30）中，50%患者在疾病重叠期间接受了利妥昔单抗和硼替佐米治疗。13例患者在完成利妥昔单抗治疗后接受硼替佐米治疗，利妥昔单抗末次给药至硼替佐米首次给药的中位时间为35天（范围：4-131天）。对硼替佐米有临床缓解并且具有临床病程记录的患者中，85%（23/27）患者中位随访18个月（范围：1-99个月）时仍处于缓解状态。4例（15%）患者复发，中位时间为13个月（范围：5-20个月）。

结论：研究显示，硼替佐米的耐受性良好，尤其在PE、糖皮质激素和利妥昔单抗之后应用，具有较好的完全缓解率，并使患者获得持续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