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而言，2015年5月17日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高血压防治工作的人而言，这个日子是鲜活的，因为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在这样特别的一个日子里，让我们走近一位在高血压防治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刘力生教授。

作为我国高血压防治事业的开创者、先驱者之一，刘力生和高血压打了一辈子交道，也习惯了不断给自己加压：从临床治疗到主持大规模科学研究，从探索新治疗方法到大力倡导社区防治，从全国闻名的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到成为首次出任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的中国人。不同的事业轨迹、人生历程，都指向同一个圆心：高血压防治。

刘力生教授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发挥余热，而是在探索新途径。只要你认定了方向，就一定能走出一条路来。”说这话时，刘力生目光炯炯有神。虽然已年过8旬，刘力生依然坚持每天早上8:30之前赶到位于北京西四环外的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办公室。在那间不太宽敞却十分明亮的房间里，她继续朝着自己看准的方向——高血压防治前行。

“小大夫”的从医之路

刘力生走上从医之路，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父亲是老协和毕业生，家中的7兄妹中多有从医者。孩提时代的刘力生和小伙伴们玩耍时，最喜欢的就是给人“开方子”。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小大夫”的头衔。

1930年，两岁的刘力生随父母迁往南京。在家开设了私人诊所的父亲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给穷人看病不收钱。这给儿时的刘力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从不在意个人钱财，他常常告诫子女，待人要宽厚”。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上海登陆。刘力生一家在战乱中辗转撤离到内地。

1940年，随父母内迁至重庆的刘力生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南开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振兴中华必须靠教育”的理念，让年幼的刘力生对学习充满了极大兴趣。她不知疲倦地在昏黄的豆油灯下、发黄的麻草纸上认真学习。考入协和、立志从医成为刘力生给自己定下的第一个人生目标。

1946年，刘力生考取了专为将来考协和医学院设立的北京燕京大学特别生物系（即医预系）。燕园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熏陶促使她迅速成长，当年她就获得了金钥匙奖。1947年，刘力生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一年后，她又转回北京燕京大学医预系，为迎接协和医学院的考试做准备。

1949年，刘力生如愿以偿地考入协和医学院，5年后完成学业，实现了自己当一名医生的夙愿。

“一个人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1956年，刘力生分配到北京黑山扈解放军胸科医院。在那里，她得到了朱贵卿、黄宛等协和老专家的指导。黄宛教授的教诲让刘力生至今记忆犹新：“临床好像一座矿，临床工作者好比去采矿一样，从临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就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研究总结出新的规律，关键在于用心去观察和发现问题。”

即使是在两年后调入新成立的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工作，刘力生依然保持着在临床中用心捕捉每个细节的习惯。

风华正茂的刘力生教授

在长期的工作中，刘力生渐渐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落在了高血压防治上。在当时的阜外心内科，救治复杂的心血管疾病是重中之重，高血压并不是学科的主攻方向，但老一辈医生已开始认识到：“高血压在发达国家是常见病、多发病，等到中国发展了，高血压迟早要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1958年全国第一届心血管会议在西安召开时，制定我国高血压诊断标准和开展全国血压普查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

“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大跃进期间，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医学界也提出了不少激动人心的口号。回首历史，刘力生说，虽然口号有些激进，但也反映了当时高血压防治工作已经受到了重视。

那时阜外医院和中科院心理所专家一起，尝试进行“高血压综合快速疗法”，即注重发挥病人的主观能动性，让病人知晓高血压防治知识，树立对疾病的正确态度。“医生是治人不只是治病，要从病人的心理、生理、精神状态多方面综合考虑。”刘力生回忆说，一年多的时间里，阜外医院心内科收了几十批病人，给病人讲大课、教病人练气功，效果很是不错。

“文革”期间，刘力生被派到湖北农村，随后又到北京首钢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即使是在困难之中，刘力生也从未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责任。在首钢，她和小分队里的同事们一起，对全厂工人进行了血压普查，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以控制病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个人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1980年，刘力生获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到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高血压研究所学习。当她学成归国时，带回来的不是美国先进的家用电器，而是几窝用于科研的特殊老鼠——纯种高血压大鼠。这些老鼠世代都是高血压“患者”，且都会中风猝死，是当时国内高血压研究最为紧缺的实验动物。

1982年，刘力生和同伴一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纯种高血压动物模型培养基地。1997年，她又与德国专家合作组建了阜外医院“中德联合分子医学实验室”。在医院领导支持下，刘力生又主持创建了阜外医院高血压研究室，并长期担任高血压研究室的主任。先后担任过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副院长的她，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达40多名。

“只要走得对，就无可畏惧”

“由刘力生教授主持在中国高血压人群中开展的多项临床试验——PATS(卒中后降压治疗研究)、CAST(中国阿司匹林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临床试验)、Syst-China(中国老年收缩期高血压试验)，以及FEVER(非洛地平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研究)等，为全球高血压防治提供了循证依据，使人们对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高血压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在2008年国际高血压学会和欧洲高血压年会上，欧洲高血压学会主席、法国Pompidou医院Laurent教授代表学会向刘力生颁发了欧洲高血压学会荣誉会员证书。

自1986年起，刘力生首先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领导的多项临床试验结果被国内外高血压和相关指南所引用。

她还先后主持了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其中“老年收缩期高血压治疗研究（Syst-China）”于1995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该研究文章曾连续多年成为我国被国外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中国心脏病研究-Ⅰ（CCS-1）”的病例数近15000例，于2000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研究，刘力生四处奔走，积极争取科研经费。当时，大规模临床试验尚未受到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刚刚到多个部门递交了项目申请书的刘力生，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出大门，一不留神竟摔倒在雪地上。尽管阻碍重重，但她认定，“只要走得对，就无可畏惧。”

比起经费匮乏、人手紧张等现实问题，因长期闭门造车导致的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的学术差距，更让刘力生忧心。她曾打算就“轻型高血压的自然病程”开展研究，并希望得到国际学术组织的支持。但外国专家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国际上已经证明轻型高血压需要治疗，因此不可能再研究其自然病程这个问题了。”而因为缺乏对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规范方法的了解，中国学者进行的研究很难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获得发表。

“当你没有跻身国际行列时，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外国专家的回答，刺痛了刘力生的心，“中国在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上，有着自己的优势。中国人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刘力生带领科研人员积极参加国际临床协作研究，已完成或正在承担的多项国际临床试验课题，使我国临床试验与国际接轨，为高血压及心血管病临床治疗循证医学作出我国应有的贡献。

在与国际合作中，刘力生不断学习，汲取经验，培养人才，设计、完成了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建立了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科研队伍。我国自己独立完成的“非洛地平治疗高血压研究”在2005年的欧洲高血压会议上发布结果，被欧洲高血压指南所引用。2006年她组织指导我国“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高血压综合防治研究（CHIEF）”，2007年又牵头组织“正常高值血压干预研究（CHINOM）”，这些研究试验设计完善，研究目标明确，牢固地树立了我国在国际心血管领域临床试验中的地位。

“不能坐在三甲医院里等病人”

我国高血压患者现已突破2亿大关，高血压已成为我国目前患病率极高的常见病之一。在刘力生心中，“降服”高血压不仅需要在科研上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而社区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

“我国高血压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有两个重要要素：首先，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病的防治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同时加强国际的交流及信息的共享；其次，高血压防治应从社区做起，社区是实现我国高血压防治的基础。”她说。

参加高血压防治工作中的刘力生教授

“文革”期间，在首钢工人中开展群体性高血压防治工作就是她们探索社区防治工作的第一步。刘力生与吴英恺教授一起率先在北京首钢公司开展基础高血压人群防治工作，深入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对10450名钢铁工人进行了血压普查，发现不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是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如高盐饮食、吸烟、酗酒等都对血压有影响。

他们在北京首钢医院建立了以高血压为重点的心血管病防治基地，并发现高血压是脑卒中和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首钢模式”走向世界的报道

1982年，刘力生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召开的“轻型高血压会议”上做了首钢防治工作5年、10年随访报告，获得国际学界的赞誉。这一成功经验还被WHO称之为“中国首钢模式”。

30年来，这一地区的高血压防治工作从未间断。人们欣喜地看到，该地区的高血压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脑卒中和冠心病发病率下降了50%左右。直到现在，刘力生仍自筹经费，与其他单位合作，进行首钢人群的随访工作。

“高血压防治，不能坐在三甲医院里等病人，而是要深入社区，走到患者身边。这样的防治才最有效。”坚守着这一信念，刘力生40年多来一直致力于推动高血压社区防治工作的开展。然而，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

为了把当时还是分散、零星的高血压防治机构组织起来，形成合力，1989年，刘力生和其他几位教授一起发起组建了中国高血压联盟（CHL）。

当选主席的刘力生领导联盟，更加广泛地开展高血压防治：不仅大力宣传高血压防治知识，还每年面向基层医务人员举办全国性学习班，组织知名专家讲课，并创办杂志、网站等。在她的不懈努力下，高血压防治工作渐成网络，并深入到越来越多的基层社区。目前，该联盟已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刘力生参与到由WHO、全球健康论坛等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心血管病健康研究项目”（IC-HEALTH）起草工作之中。“建立心血管病监测系统、加强心血管病社区防治、早期控制高血压”是该项目的重要内容。许多专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此项目对预防心血管病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项目未得到国际经费赞助的情况下，刘力生率先在国内倡导并开展部分工作。

为适应新形势，更好地开展工作，2000年，刘力生和几位多年从事高血压防治工作的同事成立了民办的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为了研究所的运转，刘力生多方奔走，积极争取每一次能够在社区开展防治工作的机会。有时，为了争取研究经费，她有时甚至以人格作担保。“我现在的社会活动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刘力生笑言。

经过多年努力，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已完成了多项科研课题，建立了高血压联盟网站，并积极开展社区防治和继续教育项目。配合科研的需要，2002年，研究所还建立了能储存几十万份血标本的液氮冷库和实验室。

为让更多贫困地区病人能够用到便宜、有效的降压药物，研究所与多方合作研制出中国的小复方。目前，该药方已通过国家药监局批准，与国内药厂合作投入生产。2007年，研究所启动了血压计标准认证探讨试验研究室，发挥了很好的学术和社会功能。

2006年，刘力生当选世界高血压联盟（WHL）主席后，积极号召开展“全国防治高血压五项行动”——发现和预防高血压、评估心血管危险、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治疗要达标、创造支持性的环境。同时，积极支持成立“国际预防和控制功能社区高血压项目”。

此外，她还承担着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的“全国社区高血压规范化管理”项目，坚持深入到机关、乡村社区考察和指导。

“中国开展社区防治有自己特定的优势和长期的经验，在国际上也毫不逊色。”刘力生充满信心地说。

“让世界了解中国，我有一份责任”

1974年，刘力生随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到瑞士日内瓦参加WHO心血管病专题讨论会，结识了一批心血管病的国际学者。也是从那时起，刘力生发现，由于历史原因，在当时许多国际知名学术组织中，都没有中国人的身影。

“中国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外国差，为什么在世界舞台上没有声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为之付出努力。”她说。

1989年5月12日，刘力生领导下的中国高血压联盟（CHL）被世界高血压联盟（WHL）接受为正式成员。鉴于她的国际战略思维和组织活动能力，1999年，刘力生被推举为世界高血压联盟副主席，并于2006年当选为新一任主席，肩负起了更大的重任。

为了传承吴英恺、陶寿淇等老一辈心血管病医生的愿望，刘力生积极努力为我国加入世界心脏联盟（WHF）奔波。她曾与80高龄的方圻教授一起不顾年迈、路途遥远，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进行交涉，并联络各方力量，为我国最终加入世界心脏联盟奠定了基础。

作为WHO心血管病专家组成员、WHO/ISH联络委员会委员，以及国际高血压学会（ISH）理事和相关学会的委员，刘力生还参与WHO的相关决策、指南的制订及其他一系列的重要活动。

鉴于她在国际高血压临床和研究中所作的特别贡献，在2008年国际高血压学会和欧洲高血压年会会议期间，欧洲高血压学会授予刘力生“2008年度欧洲高血压学会荣誉会员奖”。2009年，她又被希腊高血压学会授予荣誉会员。

每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除了关注学术领域的专业进展外，年轻学者的进步也是刘力生的着眼点，“我总有一种渴望，希望我们国内的年轻一代医生也能很快成长起来”。

为培养、锻炼年轻一代，刘力生积极组织“全国高血压及相关疾病中青年专家论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地为年轻医生能够发展得更快做一些铺垫工作，为的是使“中国在世界高血压治疗领域有一定的地位，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这一领域作出贡献”。（何新叶）

记者：您为什么会想到在晚年还自己去成立一个民办的高血压研究所？

刘力生：有事干是一种乐趣。我歇不下来，也不想歇。我们这个研究所与专业学会不一样，侧重点不在学术研讨，而是致力于预防工作，是要去社区、去群众中做实事。

记者：在高血压防治领域，您不懈耕耘了一辈子，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刘力生：一个人要有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精神。当你开始做一件事时，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支持，这时不能总去怨天尤人，而是要主动去说服、沟通，把不理解变成理解，这需要一个过程。只要认定了，就能走出一条路来。坚持就有希望。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太“野心勃勃”了，总有许多的设想和希望。这些梦想都不是我一个人能实现的，有待很多后来者的努力，他们的聪明才智不可低估。

记者：您对我国高血压防治事业的前景有何期待？

刘力生：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年更比一年好，明年更比今年强。现在，我国高血压防治事业就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家对于加强高血压的预防工作高度重视，卫生部部长陈竺提出“健康中国2020”战略就强调要加强预防，政府的支持是东风。现在各省也都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这个事业的进步。有人才梯队，就有前途。

防治高血压，中国有自己的优势，提振自己的自信很重要。3年前，德国的GANTAN教授找到我，希望我出任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学者也为高血压防治作出了卓越贡献，现在就是该轮到中国人做主席的时候了。”作为联盟主席，我并不喜欢给自己加上什么头衔，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多尽一些义务，为中国的高血压防治事业做些实事。

“爱国，就是一种实际行动。”

采访中，回忆起自己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目睹的惨景，刘力生教授忍不住哭了，哭得猝不及防。眼镜片上迅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氤氲的雾气。她摘下眼镜，拿纸巾用力地拭去眼角的泪水，“一想到那些往事，我就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们这些年轻人恐怕很难体会。”

1937年，刘力生随父母离开南京后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颠沛流离中亲眼目睹的杀戮和死亡让她永生难忘。“那时我还不到10岁。”刘力生说。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一个人能够为她的祖国做些什么，已经在年幼的刘力生心中有了答案。走过80余载人生岁月，这个答案更加清晰。在刘力生的人生字典里，关于“爱国”的诠释很简单，却很有力：“爱国，就是一种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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