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2日讯，12月2日下午14时许，中国医科院阜外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昌克勤在昏迷了一个多月后，不幸离世。这位年仅42岁的年轻大夫，在10月24日晕倒在了工作十多年的岗位——手术室。

这很意外吗？2014年7月15日，《医学界》发起的“最近一年，你过得怎样？——2014中国医生执业状况调查”可能告诉您答案。这项调查为期2周，共有7762名医生参与了调查，其中63%的医生是主治以上职称，50%的受访者来自三级以上医院，近75%的医生从医5年以上。留言里，“累”这个字眼出现了818次，“收入/工资低”出现732次，“压力大”出现353次。

7762位中国医生执业状况

“他那根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可惜……”昌大夫生前好友、同为阜外麻醉科大夫的张晨（化名）在上手术前，匆匆在朋友圈里留下一句话。这是清晨7点30分，距离张晨到岗已经1个小时，接下来的10多个小时，他都将在手术室里保持高度紧张，直到晚上10点。对每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来说，麻醉医生那根时刻紧绷的神经，就是他们生命的保障。

昌大夫的离世，还引发一段争议，焦点在工伤认定，他因死亡时间据发病时间超过48小时，没有被认定为工伤。这多少让人唏嘘不已。今年，北京医生的朋友圈里，不少大夫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高强度的压力也不断吞噬白衣天使们的身体健康，令人心忧。

“当时以为只是眯一会儿”

阜外医院，中国最著名的心血管医院，这里设有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从事心血管疾病诊治的临床中心。

每天早上8点，医院门诊开放，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但阜外医院的麻醉科大夫没有一个是在8点才到岗的。10月24日，阜外医院麻醉科的普通一天。像其他同事一样，副主任医师昌克勤在6点半就到了办公室。

他首先要做的，是与当天即将进行手术的患者进行细致交流。心血管手术必须全身麻醉，与普通麻醉不同，麻醉效果必须让病人在手术全程保持心率、血压平稳，稍有波动，都有可能危及生命。交流是全方位的，病人是否有手术史，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甚至是否经常喝酒、酒量如何、每天吸烟量多大，都可能涉及。这些生活细节所对应的肝功能、肺功能状况，都是麻醉用药的重要参考。

昌克勤在交流过程中，观察每一个病人的精神状态，由此推断他们的心理状态。对那些心理特别紧张的病人，他配了些安定的药物。

交流完毕，昌克勤和同事们一起简单吃了个早饭。7点半，参与手术的外科组、麻醉组、体外循环组，全部进入手术室，各组开始检查设备。昌克勤所在的麻醉组，由两名麻醉医生组成，他们需要在手术前，对照“check list”——就像宇航员在载人航天器发射前那样，一条一条检查设备，确认无误后才能正式进入手术环节。

8点，手术正式开始前，昌克勤完成了最后的“诱导”工作，病人已经成功入睡。接下来，工作将由外科组的主刀大夫和体外循环组接手，昌大夫应该坐在生命体征仪前，监控病人的生命体征，为可能的意外做时刻准备。

而此时，昌大夫自己的身体状态出现了异常。同事见状让他去手术室边的小屋休息。昌大夫靠在小屋里一把椅子上睡着了，大家以为他只是“眯一会儿”，没想到的是，这一睡就没再苏醒。

麻醉科大夫都是最专业的急救专家。当发现昌克勤昏迷后，同事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抢救。紧接着，CT检查显示，他出现了脑干出血，这是危险的信号。作为脊髓与大脑的连接，脑干一旦出血，会直接影响到呼吸和心跳，脑干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死亡率能达到90%左右。昌克勤的脑干出血量是30毫升。在天坛、宣武医院的联合会诊后，昌大夫被转院到了宣武医院，继续进行积极的治疗。可惜的是，这位年轻的大夫再也没有被唤醒。

每一刻都是高应激状态

昌大夫的离世，给整个阜外医院，尤其是麻醉科，都带来了悲伤的情绪。不只是无法认定为工伤，而是因为麻醉医生都和昌克勤大夫一样，每一刻都保持高应激状态。头疼、心律不齐、高血压，几乎是麻醉医生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之前觉得，这是劳累的影响。昌大夫的不幸，让麻醉医生们意识到，高应激状态下的连续疲劳可能有更严重的后果。

最近，医院正计划给麻醉医生们组织心理疏导，但因为忙碌，暂时还没有落实。“忙，总是忙，而且极度紧张，我们也怕身体出问题。但是看到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们那么无助，他们需要我们，这些就都忘了，又重新收拾情绪，精神高度集中，像喝了咖啡一样。”

张晨说，每天早晨，他都必须喝一杯咖啡，如果没有咖啡，他觉得无法把注意力调到最高级别。

作为一名心血管医院的麻醉医生，在冬天，见到太阳是一件奢侈的事情。6点半到岗时天还没亮，晚上10下班时天早就黑了。在岗的那段时间，他只有中午十几分钟轮换吃饭的时间，其余时间全部在手术室盯着，连去洗手间都是挤出来的。

进行心血管手术的多数是危重病人，全麻后，麻醉医生实际掌握着病人的生命。“我们不像做局麻的医生。比如膝盖手术，局部麻醉，即便出现问题，病人觉得疼了，留给医生调整的余地比较大，病人也能够耐受。但心血管病人，一旦出现问题，不管是心率失调还是血压变化，都会危及到生命。”极个别动脉瘤的病人，由于过度紧张，在走上手术台前，突然因为血压过高，导致动脉瘤破裂，医生连施救的机会都没有。

对生命的敬畏、对病人的负责，让张晨、昌克勤以及每一个心血管医院的麻醉医生时刻紧张。每天三台手术是最平常的安排，一台手术平均4个小时，三台手术之间没有休息的时间，麻醉医生必须盯在生命体征仪前，报警声就是“发令枪”，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出施救。

“主刀外科大夫需要做的就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的手术动作，麻醉医生需要运用更丰富的病理、药理知识，包括对心、肺、肝、肾等生理功能的了解。急救复苏，是麻醉医生的一项重要工作。用我们老师的话来说，‘外科医生是治病的，麻醉医生是救命的’。”

所以，手术没完，麻醉医生的神经就没有放松的理由。一旦遇到突发状态，例如心脏移植手术，因为心脏源供给的时间不确定，手术的时间会延长到十多个小时。张晨自己最忙的一天，是连续工作近30个小时。昌克勤在突发意外前，也是连续高强度工作。

“每个工作日都是十几个小时，像橡皮筋一样紧绷，时间长了橡皮筋也许回收的越来越慢，再也许……就断了。”每到休息日，张晨也想打打球、游游泳，积极恢复，但每一次，实际上都只有躺着的力气，在家里一动都不动，“尤其是连续工作超过24个小时，恢复起来会特别慢。”

容易被忽略的麻醉医生

也是因为忙，虽然同在一个医院同一个科室，但张晨和昌克勤两人平时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只有在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上才能碰个面。“还好有微信，有朋友圈，还能相互吐吐槽、诉诉苦。”

在张晨眼里，昌克勤是个活泼、乐观、聪明的医生。昌大夫老家在安徽农村，通过刻苦的学习考入湖南医学院第一届麻醉系。毕业后，分配到阜外麻醉科已经十几年时间。在意外发生前，昌克勤刚刚被提升为副主任医师。

42岁，正值壮年，而在医学界，这是个被定义为年轻医生的年纪。“麻醉医生的培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张晨说。

在医学院读到硕士学位，大约需要8年时间。之后是参加工作，一切顺利的话，6年以后提到主治医师，这才有处方权，意味着可以开药。“没拿到处方权，只能干一些杂活。”再过6、7年，才能到副主任医师的级别。

很多医科大学毕业生，总把麻醉科作为第二选择。“我当初也是首选内科的。”张晨透露，“学医的越来越少，愿意到麻醉科的就更少了。有些学医的孩子，或者我们的一些同事，宁愿去医药公司做销售、做医药代表，收入高啊。医生这个职业的吸引力不如医药代表，所以人力资源与社会需求不匹配，也是导致我们工作量大的重要原因。”

除了成才慢、收入低、强度大，长期以来，在我国，麻醉医生没有得到公正的地位。

张晨特意提到，在麻醉界，大家很反感“麻醉师”这个称呼，“我们是麻醉医生。有一次，焦点访谈还是什么节目，提了两次麻醉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呵呵。”

1989年，卫生部才颁布文件明确麻醉科属于二级学科、临床一级学科。此前，麻醉科是医技科室，也就是辅助科室，比内科、外科、妇产科等低一个级别。“所以，以前总是叫‘麻醉师’，给人一种不正规的感觉，总认为麻醉师不是医生。”

即便是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关注过麻醉医生。“病人进入手术室时已经睡着了，出来时也昏昏沉沉的，麻醉医生好像总是呆在角落里。”

张晨正和同事、朋友们组织捐款，他们希望给昌克勤一家力所能及的帮助，“昌大夫的孩子刚上初三，他老家还有年迈的父母。当麻醉医生，很容易被人忽视。我们得给昌大夫一家，留下点东西。不能就这样，让他无声无息地走了。”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