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总医院流行病学教研室何耀教授的团队在一个随访35 年的人群队列中研究了不同经济发展时期BMI 及其动态变化对我国中老年人群中心脑血管疾病（CVD）死亡和总死亡的影响。

研究者以西安某企业40 岁以上职工1976 年（改革开放前）进行健康体检的人群为研究对象，1994 年（改革开放中期）对上述人群再次进行了调查和体检，对其中符合要求和数据完整的1494 人（男961，女533）一直随访至2011 年。

研究采用队列设计，用18 年（1976 至1994）观察转型期体重及相关指标的变化，随访和观察其后的17 年间（1994 至2011）上述变化的健康结局。终点事件包括CVD（冠心病和脑卒中）死亡和总死亡。

主要的研究结果显示：（1）该人群1976 年至1994 年18 年间的体重超重（BMI ≥ 25.0 kg/m²）率增长了3倍（由9.2％增至27.8％）。

（2）1976 年测量的个体BMI 与CVD 和总死亡均呈负相关，即较高的BMI是CVD 及总死亡的保护因素；如按WHO亚太区标准将BMI（kg/m²）分组：<18.5 kg/m²偏瘦，18.5~22.9 kg/m²正常，23.0~24.9 kg/m²超重，≥ 25.0 kg/m²肥胖。

以正常体重为参照组，各组与相关死亡的RR 值曲线呈倒J 型，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模式。而该人群1994 年测量的个体BMI 与CVD 和总死亡呈正相关，即较高的BMI是CVD 及总死亡的危险因素，上述曲线呈U 型相关，近似为发达国家的模式。

（3）如将两个时间点（1976 和1994）的个体BMI 值按WHO 通用标准分组：BMI <18.5 kg/m²偏瘦，18.5~24.9 kg/m²正常，≥ 25.0 kg/m²超重分为以下四组，即18年转型期体重维持正常组（1976 年和1994 年均为正常体重），增重组（1976年体重正常，1994年为超重）、减重组（1976年超重，1994 年为体重正常）和持续超重组（1976 年和1994 年均为超重）。

与转型期体重维持正常组相比，增重组的CVD 死亡风险增加239%，总死亡风险增加42%；减重组的CVD风险增加13%，总死亡风险增加37%；而持续超重组的CVD 及总死亡风险增加更为明显，分别为302% 和80%。提示我国人群中，中年时期增重和持续超重可明显增加CVD 和总死亡的风险。

该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BMI 作为人群营养状况的标志物之一，在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意义和作用不同，既往的单点测量数据（仅有基线）研究及其Meta分析，不能真实反映BMI 及其变化的真正病因学意义。

其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是，体重指数在我国人群中的病因学角色在不到二十年的经济转型期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有益到有害）；“中年发福”的健康危害应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而持续超重者的CVD 和总死亡风险更高，提示生命全程都应重视体重的控制。其结果对经济快速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尽快遏制新发危险因素（肥胖）的快速增长，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的覆辙的警示意义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