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鸿教授在本刊撰文指出，中国心脏性猝死的现状严峻而不容乐观：年猝死总人数居世界之首，每分钟将有2人发生心脏性猝死。关键的是，我国引发猝死的多种因素未被有效控制，并有加重趋势，包括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和发病有升高趋势等。

悲催的是，随着老龄化和冠心病发病率的增加，慢性心血管病患者的激增，猝死的名单还要加长。而且，男性比女性更脆弱：男性心脏性猝死的发生风险是女性的4～7倍。

他说，如果患者存在猝死高危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心衰、猝死既往史、心肌病等，其猝死的发生率将比一般人群增加5~10 倍，属于猝死高危者。

当前猝死的防治，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植入埋藏式心脏自动除颤器（ICD）、公众体外自动除颤器（AED）、β受体阻滞剂以及猝死现场及时的心肺复苏等四大项。

心肺复苏仍需加强科普

对于猝死的救治，可谓再次验证了“时间就是生命”的格言。从猝死发生到首次电击时间<4 min 时，患者生存率可高达60%~75%，而间隔时间较长才得到有效治疗者（电除颤及有效心肺复苏），救治的成功率仅为15%。

无条件及时除颤时，及时、规范和有效的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更为至关重要，这能部分缓解患者在室颤持续时心输出量为零的情况，使有效救治时间拉长。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国家的初级心肺复苏的普及率已占全国人口的10%以上，从而使猝死现场第一目击者能及时有效进行心肺复苏。而我国无论是法律环境还是科普教育却远远落后。

ICD应用远未到位

猝死生还者，一年内再发猝死高达47%，ICD常用于这组人群猝死的二级预防。资料表明，ICD治疗可降低33%的患者猝死。

另一部分猝死高危患者，即患有严重心血管病者，其猝死发生几率比普通人群高出5~10倍。而ICD在一级预防中可使患者猝死危险性降低28%。与其他治疗方法相比，心脏性猝死相对风险降低67%。

在中国年心脏性猝死总人数为55 万人，但每年新植入的ICD仅1000台，仅是美国植入量的1/400，ICD 的应用远未到位。

AED成摆设

心脏性猝死80%发生于家中或公众场所。针对这一特征，AED应运而生，而且在西方国家不少城市的AED与消火栓一样密布与普及。此外,很多国家每年都有社会公众参与的AED培训。

目前在充分装备了AED、并有一定普及与培训的美国大城市，院外猝死救治成功率已高达50%~70%。

在中国，AED的装备和使用都远远不尽人意。据估计，中国已装备了4000台AED，但实际使用次数却仍为0次。比如在北京国际机场，每年都有10人以上猝死，而机场装备的百台以上的AED毫无用武之地。郭教授认为，无论是法律环境还是AED使用观念，以及AED的科普工作都需转变和加强。

β受体阻滞剂预防猝死目的性和剂量仍不足

ICD主要适用于猝死高危者，而中低危患者一级预防主要依靠药物与生活方式的干预。

β受体阻滞剂能有效降低心脏性猝死，其降低猝死的幅度为40%~65%，主要经过有效阻断周围交感神经的活性及中枢性抗心律失常作用而防治猝死。

此外，其还能减少缺血事件，减少心肌梗死发生率，同时又是心衰治疗的基础用药，这使β 受体阻滞剂既能降低总死亡率，还能显著降低心脏性猝死，其适用于有器质性心脏病患者的猝死防治，还适用于所有的遗传性、原发性心电疾病者。

在中国，各种心血管病患者服用β受体阻滞剂的比例正逐年上升，但服用剂量偏低，不少未能达到治疗靶目标。

此外，胺碘酮可减少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的发生，也能显著降低心脏性猝死。ACEI、ARB、醛固酮拮抗剂、他汀类药物等，均有间接降低心脏性猝死的作用。

来源：郭继鸿. 中国心脏性猝死现状与防治. 中国循环杂志, 2013, 28: 32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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