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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有多牛？”——这是某中文社交媒体上活跃的一个帖子，下面无数的跟帖用一个个罕见病例论证着北京协和医院的医术高超。建院之初，北京协和医院就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蓝本，志在“建成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和医学院”。在数代协和人的努力之下，如今的北京协和医院已然屹立于世界最顶尖的医学高峰。

北京协和医院很多科室在国内均为最早成立，眼科更是早在1918年便开科收治病人。期间，数不清的国内外一流眼科专家曾来此工作或交流，一度被学界赞誉为“东方的维也纳眼科中心”。即便是如今国内诸多城市都有独立大型眼科中心存在的情况下，协和医院眼科仍然长期活跃在眼科第一梯队，这一切都和现任掌门人陈有信教授的努力密不可分。

01、创新，做有用的科研

医学的不断发展和科研创新是密不可分的，三甲医院需要医教研并重。有些全职从事基础科研的人因为不参与临床一线工作，难以提出贴合临床实际需求的问题，这就导致其研究内容虽然看起来高精尖，但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用于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基于此，陈有信教授时常告诫自己的团队，临床医生做科研，要做有用的科研。在他看来基础研究很有价值，但绝非临床医生的长项。临床医生的长项是解决临床问题，能够马上转化为患者所需。有用的科研就是最后可以形成指南或者行业规范的，或者做成药品可以直接帮助到患者的科研。

“临床医生虽然没有基础研究人员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可以全身心投入实验室工作，但其优势在于敏锐地发现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改变部分疾病当前治疗的现状也是立竿见影的。From Bed to Bench，From Bench to Bed, 这个过程是有的放矢、更切合实际的，也是效率更高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有用的科研’”。

陈有信教授不仅这样说，也将这种有用的科研思维实际应用到自己团队的研究中。

1982年一场黄斑学会的会议上，美国Yannuzzi教授首次报道并命名了一种眼底病：特发性脉络膜息肉样血管病变（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y，PCV）。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此病在亚洲人群中发病率最高，庞大人群基数也导致我国此病病患较多。2017年，由陈有信教授发起的中国眼科界首个“PCV研究联盟”成立。随后，陈有信教授牵头联合国内多家单位开展了START研究，即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治疗PCV的真实世界研究。

“这样一个研究不单单是为了验证药物的治疗效果，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指导我们对PCV进行标准化的诊断和治疗。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形成关于此病的专家共识，同时全国范围内多家医院的详细跟进和数据追踪，也让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了新的认识，比如发现急性或慢性的脉络膜增厚伴有静脉的充血和压力增高，我们也构建了动物模型，进一步详细研究此病的发病机制。这都是有用的科研，这些研究也都很快地转化到临床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有用的科研成果也很快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PCV高峰论坛已经连续召开十届，每年都集聚了全世界研究PCV的专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PCV研究的进展和发展，与会专家们高度赞扬陈教授研究成果的价值，20多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华夏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称号更是为“有用的科研”进行了实力背书。

然而，陈教授并没有满足于此，活跃于一线的他比别人总是能发现更多的问题。比如：1.PCV是独立疾病还是其它疾病的亚型？2.PCV的最佳治疗方案或许还有待更新，或还有更好的方案？3.PCV为何容易大出血以及如何避免？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解决。PCV这条路还很长。我希望和全国同道、甚至全世界同道一起努力，解决这个疾病，惠及更多的患者。”

02、传承，不局限于协和

北京协和医院建院之初便参考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住院医培训体系，百年院史，始终强调教育为先，协和医院先后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医学大家，为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这些中国现代医学精英日后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大批医院，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打下了基础。100多年的协和眼科历史，大师辈出。在协和眼科的学科办公室走廊里挂满了协和的老主任和曾在协和工作的知名学者的照片，这一列墙承载着协和眼科厚重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也透露着协和眼科对学生教育的重视，这种传承从今天流行于协和眼科的创新大赛和朋辈教学中可见一斑。一代代的传承促进了协和眼科始终如一的强大。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协和眼科这种传承并没有局限于在自己院内，而是以全国眼科学术大会的形式推广到各地。

作为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的秘书、秘书长、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总干事、副会长，陈有信教授是中国眼科发展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创造者。2001年，远在美国留学的陈有信教授收到了来自当时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的主委赵家良教授的邮件，邮件中提到希望他能早日回国帮助筹备次年的第8届全国眼科学术大会。陈有信教授非常犹豫，一方面自己在美国的学业尚未完成，提前回国意味着需要终止学业；另一方面在这是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场全国眼科学术大会，需要他这样有海外经历的人协助办理。深思熟虑之下，陈有信教授毅然向美国老师请辞，回到祖国搭建全国眼科年会这个后来帮助了无数中国眼科医生打开视野的平台。在赵家良教授的支持下，当年的全国眼科学术大会按照国际眼科会议的模式进行了全新策划和筹备，分为十个会场，几十个学会单元，同时也是第一次使用中英文双语幻灯，集中展示了基础和临床研究成果，为今后召开大规模的眼科学术会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当时的中国眼科医生在互联网还不普及的时代，第一次有机会相互分享、相互学习。

如今的中国眼科年会早已成为了万人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异彩纷呈、干货满满，也吸引了外籍眼科专家的交流分享，极大促进了我国眼科的发展和建设。而这一切正是始于陈有信教授当年打造的优质交流、教育平台的初衷。

从首位科主任Howard教授到首任中国籍主任罗宗贤教授，再到如今协和眼科的掌门人陈有信教授，协和眼科一路披荆斩棘、大步向前，每一位协和眼科的掌门人都在坚定且大胆地进行着实用创新，推动着医学的进步。同时他们也小心守护着协和百年来的宝贵传承，但这份传承并没有狭隘的局限于协和内部，而是在新时代通过不同的方式惠及了更多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