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区主要有三个心原性猝死（SCD）相关监测体系：广州地区死因监测系统、广州地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系统和广州地区心脑血管事件监测系统，”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华章教授在报告中介绍。

每当洪水淹没小桥，去教堂礼拜的居民便经常发生溺水事件，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在做好溺水者临床救治的同时落实桥梁维修洪水防范，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溺水灾难的发生。如果我们将洪水这个危险因素比作冠心病，将溺水这种结局比作心原性猝死的话，那么 SCD 的最佳防控模式将不言而喻。

广州地区死因监测系统数据显示，2012~2014 年广州地区 SCD 共计 3930例，年平均 1310 例。93% 死于循环系统疾病。广州每年 1~3 月为发病最高峰期，而 10~11 月为发病次高峰期。

刘教授认为，这可能与这几个月份广州地区的相对温差变化较大有关。温差变化与 SCD 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刘教授分析，广州地区 2013 年慢性病综合调查结果与国家同期结果相比，广州地区在体育锻炼、超重 /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饮酒等方面均较全国尤其北方地区有较大优势。这样推测，广州地区应该是SCD 的低危人群，但结果并非如此。

阜外医院张澍牵头的关于SCD发病情况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广州地区SCD年发病率为46.9/10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1.8/10万，但低于欧美国家（美国为0.1%~0.2%）。

广州市 SCD 发病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及北京地区的发病率相当，为什么？

刘教授介绍，2013 年我们投入经费专门检测了调查对象的血脂指标，发现高 TC 血症和高 LDL-C 血症的患病率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 倍以上。

“广州地区相对较高的 SCD 发病情况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血脂异常，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和注意，”刘教授指出。

刘教授指出，ICD 置入被认为是减少 SCD 的最确切而有效的一级预防方法，但是在我国的使用现状非常堪忧。

美国每年 ICD 的置入量高达20 万台，但我国到目前为止据估计每年新置入的 ICD 也仅 1000~3000台，是美国总量的 1/200，按患者估计仅 1/400，可见我国 ICD 的应用远未到位。

心脏性猝死仅少数发生在医院内，而四成发生在家中或公众场所。针对猝死发生的这一特征，公众体外自动除颤技术（AED）应运而生。

“但是中国应用 AED 防治猝死的工作远不尽人意”，刘华章教授指出，“我国大陆配置的 AED 主要分布于首都机场、上海地铁站及北上广部分体育场馆，这与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配置相比，在数量上是相差甚远”。

有媒体报道称，我国 AED 普及率低使用率几乎为零。“因此，除数量上有差距外，在使用理念、法律保护、宣传培训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健全”，刘教授强调。

干预SCD 的另外一个有效措施就是猝死现场及时的心肺复苏。目前正确的生存链是①立即确认心脏停止并启动救援医疗服务系统（EMS）；②及早开始心肺复苏，并强调先做胸部按压；③进行快速除颤；④医务人员到达获得有效的高级生命支持；⑤复苏后综合征的处理。

但刘教授表示，但是我国的生存链仍然处于 120 医务人员到达之后才能开始的阶段，大大延误了救援的黄金时间。

以中国 13 亿庞大人口推算，我国心原性猝死的每年总人数为 54.4 万人，位居全球之首。

而我国心原性猝死防治工作中存在众多的软肋、薄弱环节和迫切需要改进的死角，涉及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培训、设备的配备等多方面。我国约 90% 的 SCD 患者都有基础性疾病，但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 SCD“推手”治疗、控制情况尚不尽人意。

基于我国 SCD 的流行特点和防治现状，对于我国面临的每年 54 万余人的 SCD 病例，何去何从？从上游入手还是从下游封堵呢？

“毫无疑问，应该坚持临床和预防并重，”刘教授强调，“一方面从临床角度呼吁建立以降低病死率为目的急救和治疗模式；另一方面从预防角度出发，注重根本死因也就是基础疾病的治疗，加强冠心病一、二级防治，以通过科学干预和相应措施的制订将SCD 扼杀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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