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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感染病学术会议暨第三届国际感染病高峰论坛（CSID 2022）在合肥成功举办。作为中国感染病领域最具规模和最具影响力的盛会之一，本次大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领域内专家学者，共襄学术盛举。

会议期间，我们特别采访到了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大会主席李太生教授，李太生教授就本次大会的亮点和感染病学科建设的挑战等话题，展开了精彩阐述。以下整理访谈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专家简介

李太生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组长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

问题1：此次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感染病学术会议暨第三届国际感染病高峰论坛在合肥召开，您认为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李太生教授：本次会议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召开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所以组织召开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会议难度非常大，从初步策划到成功举办历经10个月之久。

关于本次会议的亮点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是关于此次会议举办地点的选择。此次会议之所以选中合肥，也是因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自成立以来举办的前十六次全国感染病学术会议均在其他城市召开；这也是全国感染病学术会议第一次在安徽省召开。我们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可以对当地感染性疾病诊疗能力的提升起到一定作用。

第二就是关于本次会议的重点。此次会议上，我们重点提出了要发展“大感染学科”的理念。这也是基于在过去三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看到了感染病学科暴露出的短板。所以，感染病学科建设，既要覆盖新发突发传染病，也要兼顾经典的传染病，例如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除此之外，强化感染病学科建设也要关注抗生素合理应用，并提高耐药细菌真菌、艾滋病、寄生虫及不明原因发热的诊疗水平。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本次大会特别设置了院士论坛和主委论坛，并特别邀请相关交叉专业领域的主委专家带来不同视角的进展报告。同时，大会精心设计了非感染性肝病、艾滋病及机会性感染、重症感染/病原诊断、公卫感控/儿科感染、终末期肝病合并感染、新发突发传染病、聚焦病原（真菌、细菌、结核及其他）、感染病诊防治前沿在内的八个分会场。最重要的亮点是开幕式之后的圆桌讨论环节。我抛出了一些问题，如感染病学科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如何构建“平战结合”或者说“平疫结合”的感染病学科体系及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应该如何应对等等。除了我之外，线上参会的李兰娟院士、庄辉院士，到会的王福生院士、唐小平教授和胡必杰教授等都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问题2：新冠肺炎疫情、儿童不明原因急性重型肝炎、猴痘以及新人畜共患病毒的接连出现，给全球健康造成威胁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将视线聚焦于感染病学。关于我国感染病学科建设，您认为哪些方面是当前的重点和难点？

李太生教授：这是我们在圆桌讨论环节的主要内容。总结来说，我们形成了三个核心观点。第一，作为感染病学分会，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确定感染病学科建设方面的理念和方向，制定我们的行业标准。第二，我们要通过学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通过分会中各位专家共同努力，把我们对传染病和感染病的学科建设和疾病管理的理念反映给国家相关部门，使得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疾病预防控制局在制定针对传染病、感染病的方针政策时，能够听到专业协会的建议。第三，我们通过组织线上线下会议、“西部行”活动、“下基层”项目和骨干培训等活动，把知识和经验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到基层的每一位感染科医生或者内科医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为健康中国保驾护航。

问题3：我国在2021年发布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22年又先后发布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艾滋病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诊治专家共识》和《HIV急性感染期诊疗管理专家共识》，可以说我国艾滋病领域近期成果颇丰。请您谈谈，未来艾滋病领域的主攻方向是哪些呢？

李太生教授：从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到现在，已经有41年。经过国内外科学家的不断努力，艾滋病已经转变为一个可防可治的内科慢性传染病。

2003年，我国“四免一关怀”政策出台，同年正式开始对患者给予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截至今日，可以说我国用了不到20年时间，付出相对比较小的代价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90%以上的艾滋病治疗有效率。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成立后，受当时原卫生部委托，于2005年主持编写了《艾滋病诊疗指南》，也是第一部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之后随着艾滋病相关研究和治疗药物等不断的更新，在2018年我们编写了第四版的艾滋病诊疗指南。《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18年版）》发布之后，我们组织了很多场线上线下指南巡讲活动。在此之后，于2021年又发布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

最近两版艾滋病诊疗指南发布后，我们围绕指南巡讲共进行了50多次的线上线下培训。每月1次，每次有上万人参加，也就是说全国受众起码有20万人次。这也是我反复提到的，编写指南只是第一步。让全国各个地方的医生深入了解并掌握指南才是最终目标，真正做到，像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的那样，把指南、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也得益于国家对艾滋病的大力投入，我国艾滋病的百人年病死率，已经从2003年的22.8%降至2014年的3.1%，如今的病死率肯定比这个更低。承前启后，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也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我们将针对艾滋病领域，目前全世界都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功能性治愈、慢性炎症导致的并发症以及免疫重建障碍的方向去努力，也就是攻克艾滋病最后难题。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人类征服艾滋病的最后的征程中，贡献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提出我们的中国方案。

问题4：此次大会围绕发热待查专门设立了青年论坛，您认为感染科的年轻医生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呢？

李太生教授：感染科学科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一个临床学科。这个学科需要我们的医生了解包括细菌、真菌及病毒在内的各种微生物知识，需要我们具备内科医生的临床基本功和知识，需要我们了解掌握传染性疾病或者感染性疾病的知识，还需要我们掌握药物，尤其是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抗真菌药物的药代药动特点，临床适应证和禁忌证等等。除此之外，做好一名感染科医生，还需要大公共卫生理念。

因为对于传染性疾病来讲，公共卫生部门负责宏观把控，但是感染科医生始终站在临床一线。面对各种传染病，尤其是新发突发传染病，感染科医生既是“前沿哨兵”，同时也是“主力部队”。

对于感染科医生来讲，要掌握微生物学的知识、内科学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的知识和药物尤其是抗生素的知识，还要具备公共卫生的理念。感染科医生不能只看发热门诊，更要掌握疑难感染性疾病的诊治。所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感染科医生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这也是任何其他科室临床医生无法替代感染科医生的原因。

问题5：发热待查是感染科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对于发热待查，您有什么诊疗经验可以分享吗？

李太生教授：不明原因发热，现在也称为发热待查（FUO）。经典型发热待查：发热持续3周以上，口腔体温至少3次＞38.3 ℃（或至少３次体温在1ｄ内波动＞1.2 ℃），经过至少1周在门诊或住院的系统全面的检查仍不能确诊的一组疾病。这是感染科医生需要认真学习研究，并提高诊疗水平的一组重点疾病。但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单靠传染病的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和风湿免疫科、血液科、病理科和检验科等建立起以感染科医生为主导的多学科联合会诊（MDT）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将疾病统分为两类：一类是诊断明确的疾病。其中有些疾病因为治疗手段有限而预后较差，如胰腺癌、阿尔茨海默病等；还有一些疾病比较容易治疗，例如细菌性肺炎等等。还有一类就是诊断不明确的疾病，比如发热待查。目前可引起长期发热的常见疾病有150种以上，例如红斑狼疮、肿瘤和甲亢等等。这些疾病都可以在没有其他指标改变或者无其他症状的情况下仅仅出现发热表现。甚至在计算机体层摄影（CT）检查、细菌真菌培养甚至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技术等检查后仍然不能确定病因。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曾经收治过这样一例患者，反复发热三年，住院6次，做了8次淋巴结活检，10次骨髓穿刺，都没有发现是什么原因导致患者发热。后来，该患者因消化道急性出血而接受外科急诊手术，切除小肠约50厘米。该患者的手术标本病理结果显示为淋巴瘤。以这个患者为例，可见不明原因发热或者发热待查的诊疗对于国内的感染科医生来说是非常难的。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的住院患者中，可能有70%的患者以发热待查入院，可以说全国疑难的发热待查病人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北京协和医院有一项关于FUO的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10年10月间的997例FUO患者中，有20.1%患者在出院前未得到明确诊断。不仅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感染科曾统计，患者以发热待查入院后，经过治疗出院后，病因不明的患者占比20%以上。

李太生教授认为，感染病医生除了要从聚焦于传染病学转变为着眼于感染病学，从关注病毒性肝炎转变为关注细菌真菌感染并进一步提升相关诊疗能力，也承担着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艾滋病及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相关感染诊治、医院感染控制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早发现等多项重要任务。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感染病学科建设，打造“平战结合”的体系，组成优秀的感染病学科人才队伍，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感染病学术会议暨第三届国际感染病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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