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骨科疾病尤其是脊柱退行性疾病与骨质疏松性骨折，已成为关乎国民健康生活质量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

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这样一位领航者：他连续多年荣登“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在浩瀚的学术文献背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对临床痛点的敏锐洞察与深耕不辍。他就是骨科主任杨惠林教授。

回望2026年，杨惠林教授团队携手国内众多专家，交出了两份沉甸甸的“中国方案”——《持续性脊柱疼痛综合征中国临床诊疗指南》与《骨质疏松性骨折一级预防指南》。这不仅是对复杂临床难题的权威回应，更是将“科研源于临床，回归临床”理念的极致践行。今天，让我们对话杨惠林教授，探寻在荣誉与成果的背后，那份如何以“中国智慧”破解疼痛密码、筑牢骨骼防线的医者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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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连续多年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并多次入选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这些荣誉既是对您学术影响力的认可，也体现了您在骨科领域长期而持续的深耕与投入。

回望这些年的学术历程，您如何理解这份坚持对自己的意义？在繁重的临床与科研工作之间，是什么支撑您始终保持这样的专注与突破？

杨惠林教授：感谢您的肯定。其实这些个人荣誉更多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折射，也是对我们学科长期坚持“传承、创新、发展”理念的一种认可。回望这些年，支撑我的核心动力其实很简单，就是患者的需求。临床上看到那些被脊柱疼痛反复折磨，甚至对治疗失去信心的患者，你会觉得有责任去把背后的机理搞清楚、把诊疗路径理顺畅。临床问题永远是科研最好的“发源地”，而科研成果最终也要回到临床去解决问题。这种“从临床中来，回临床中去”的闭环，让我觉得再忙再累都值得。至于专注与突破，我认为靠的就是“坚持做对的事”——不追热点、不赶时髦，围绕一个方向深耕下去，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

我们了解到，您在2026年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即发布了两部颇具影响力的指南。此刻，我们十分希望能就这两部指南中的学术内容与您展开深入探讨。

首先聚焦于《持续性脊柱疼痛综合征中国临床诊疗指南》，这是针对持续性脊柱疼痛综合征的诊疗的重要参考，临床意义重大。想请教您，在临床实践当中，当面对那些饱受持续性脊柱疼痛困扰的患者时，他们通常会提出哪些方面的需求呢？为这些患者制定全面而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时，您一般会从遵循什么样的诊疗路径？有哪些注意事项？

杨惠林教授：谢谢您的关注。这部指南确实凝聚了我们全国多位专家的心血，初衷就是为临床医生提供一个可操作、有循证依据的诊疗框架。在门诊中，这类患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杨主任，我这疼是不是手术没做好？”“还能不能治好？”“有没有不伤身体又能长期控制的办法？”他们的核心需求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明确病因，二是缓解疼痛，三是恢复功能并避免复发。

针对这些需求，我们在指南中明确提出了“阶梯化、多学科、全病程”的管理路径。第一步是详细的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特别要识别“红旗警示信号”（如肿瘤、感染等）和“黄旗警示信号”（如焦虑、抑郁、灾难化思维），这决定了治疗的底线和方向。第二步是结合影像学（X线片、CT、MRI）和神经电生理等检查明确病因。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治疗。我们强调优先保守治疗，包括药物、物理治疗、运动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等；只有在保守治疗效果不佳且具备明确指征时，才考虑介入治疗或手术翻修。在整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打破“疼痛→活动受限→肌肉萎缩→功能退化→疼痛加重”的恶性循环，同时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支持因素，真正做到“治病也治人”。

合理的药物治疗是诊疗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针对此类患者的药物治疗方面，您在指南中是怎样考量并给出具体建议的呢？

杨惠林教授：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持续性脊柱疼痛综合征的机制往往是混合性的，不能“一把抓”用药。我们在指南中明确提出，要根据疼痛机制选择药物。具体来说：

伤害感受性疼痛（如退变、炎症引起）：首选非甾体抗炎药（NSAID），长期使用时优先考虑选择性COX-2抑制剂以减少胃肠道和心血管风险。

神经病理性疼痛（如术后残留的烧灼感、麻木、电击样痛）：一线药物为抗惊厥药（普瑞巴林、加巴喷丁）和抗抑郁药（度洛西汀、文拉法辛）。

可塑性疼痛（如纤维肌痛）：同样以抗惊厥药和双通道抗抑郁类为主，但需联合非药物治疗。

您提到的肌肉松弛药，比如盐酸乙哌立松，在指南中也有明确推荐。它的价值在于阻断“疼痛→肌紧张→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疼痛加重”这个恶性循环。脊柱术后或慢性疼痛患者常常不自觉地长期保持肌肉紧张状态，这不仅加重疼痛，还延缓康复。因此，在术后早期或慢性疼痛急性发作时，短程、早期使用肌肉松弛药，可以有效缓解腰背部肌肉痉挛、改善局部血供，为后续的康复治疗（如物理治疗、运动疗法）创造条件。总之，药物治疗要做到“机制对位、个体化选择、联合应用、动态调整”。

您在骨松领域发布了《骨质疏松性骨折一级预防指南》。请问：在一级预防中，医务人员应重点关注哪些人群？抗骨质疏松治疗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杨惠林教授：在今年3月9日发布在《中华医学杂志》的《骨质疏松性骨折一级预防指南（2026版）》中，明确指出，对于骨质疏松性骨折一级预防，医务人员应重点关注绝经早的女性（绝经年龄<48岁）及年龄>65岁的老年人群，同时需注意有骨质疏松性骨折家族史的人群。

抗骨质疏松治疗在骨质疏松性骨折一级预防中发挥的作用，就类似于高血压治疗在心、脑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中发挥的作用，《指南》建议对骨质疏松性骨折高风险人群进行抗骨质疏松综合治疗，有利于降低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

对于诊断为骨质疏松症的人群建议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包括基础治疗：如维生素D和钙剂；骨吸收抑制剂：如双膦酸盐、地舒单抗、降钙素、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等；骨形成促进剂：如特立帕肽；双重作用药物：如罗莫索珠单抗；其他机制类药物：如活性维生素D、四烯甲萘醌等；还可以配合使用中医药。总之，可采取多种有效药物进行长期的联合或序贯治疗。

骨质疏松症属于慢病需长期管控，从临床和指南制定角度，对该病的长期规范管理有怎样的考量和建议？

杨惠林教授：骨质疏松症是一种慢性、退行性、进展性的骨骼疾病，其本质是“衰老”，是不可能被“根治”的，所以，骨质疏松症的治疗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延缓骨量丢失、维持骨密度和骨强度、预防首次和再骨折。

而抗骨质疏松药物也需要长期维持用药才能发挥作用，因此，骨质疏松症需要长期规范管理和治疗。所谓长期规范管理，我们建议：

规范用药，在正规医院的骨科、骨质疏松科、内分泌科、老年科、风湿免疫科等相关科室就诊，给予基础治疗和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

作息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证充足阳光照射（每天30分钟），保持合适体重，戒烟、控制酒精摄入，避免过度饮用咖啡、浓茶、碳酸饮料，避免过度负重，均衡饮食，膳食营养多样化，科学锻炼，适当负重和抗阻力量训练等，为骨骼健康筑牢基础；

定期监测骨密度（通常每1-2年一次）评估疗效，及时调整方案；

预防跌倒：如跌倒风险评估，科学运动锻炼，健康与药物管理，改善视力，适当补充维生素D，心理调适及优化行为习惯，合理使用辅助工具，改造居家环境等。

总之，要像“管理血压”或“控制血糖”一样，终身关注、系统干预，维持骨骼健康，预防骨折或再骨折的发生。

结语

从对持续性脊柱疼痛的精准“阶梯化”管理，到对骨质疏松性骨折未雨绸缪的“一级预防”，杨惠林教授及其团队的探索，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宏大转型图景。

这两部指南，不仅是放在医生案头的工具书，更是递给患者的一把“希望之匙”。它们清晰地告诉我们：面对慢性疼痛，我们不再束手无策；面对骨骼衰老，我们可以主动筑堤。正如杨惠林教授所言，管理骨骼健康，应当像管理血压、控制血糖一样，融入终身健康管理的理念之中。

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医学人文温度的体现。在杨惠林教授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骨科人的群像——他们既仰望星空，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又脚踏实地，解决中国患者的实际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种“传承、创新、发展”的理念引领下，中国骨科必将在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为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撑起最坚实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