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曙光教授

我国心血管病的高发态势与我国居民的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流行直接相关。我国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流行无论在增速上，还是规模上，都史无前例。与美国每年发布心血管统计报告相似，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也发布《中国心血管病报告》，但美国心血管病死亡率在持续下降，中国的心血管病仍在持续上升，社会各界都在呼唤下降拐点尽快到来。

但这个趋势可能在近期逆转吗？林曙光教授认为这基本不可能。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我国心血管病防治体系还很薄弱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农村化、年轻化和院前死亡率高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医院的扩张加剧了我国心血管病防治的难度”，林曙光教授强调。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足发展以及医保覆盖面的迅速扩大推动了群众就医需求的释放。中国在城市分级诊疗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群众自主或盲目选择的就诊模式使得城市大型三级甲等医院的服务压力逐年增大，进一步凸显医疗资源与就医需求之间的矛盾，于是形成了新一轮的医院扩张态势。大型医院由于掌握着技术优势，出现了向下级医院的“虹吸”效应。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大医院扩张享受很多行政上的优势，其扩张属于行政垄断性扩张。

“一旦扩张后，其特权就越来越大，基层医疗机构的生态环境就越来越恶劣，病人也就越来越难回流到基层”，林曙光认为，“大型公立医院实际上是主要资源放在了患病后甚至终末期疾病的救治，根本就难以背负中国心血管病防治的重任。

“过去几年中国医院的扩张是‘非常态’，这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疾病防治的发展规律”，林曙光表示。大医院扩张给中国心血管病防治带来的后果是：疾病防治资源消耗过快，效率低下，错过了心血管病防治战线调整的时机。

应对挑战，实现战略转型的“新常态”

林曙光指出，我们要提倡疾病防治，尤其是心血管病防治的“新常态”。他介绍说，心血管病治疗的“新常态”主要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增加投入，尤其政府财政进一步加大医疗事业投入。如果政府没有资金，就要全面放开社会资本进入医疗事业。同时，林曙光强调，如果没有更多的心血管病的防治队伍，仅仅是控制大医院的规模，实际上会进一步增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第二，均衡医疗资源分配。有些地区的基层医疗机构采取了基本药物制度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基层医生看病的积极性比以前更为下降，导致基层医生流向了更上层的医院；另外基本药物制度的出台，基层医院的配药也出现了困难，同样促使了病人外流到大医院。大医院的扩张，致使医生人力资源的配置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最大的医院继续垄断了最大牌的医生，病人也自然流向了大医院。

为此，林曙光教授建议出台政策或鼓励社会资本协助优质医疗资源逐渐向基层医院倾斜，以增强基层医院的硬软件实力，从而赢得患者的信任，吸引患者去小医院看病，分流大医院的病患，从而真正改变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局面。

第三，加强临床评价体系的建设。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院间的医疗质量差异正在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心血管病治疗水平的提高，加强诊疗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消除差异是进行临床质量控制、实施以患者为中心医疗模式的坚实保障，同时也是政府制定相关医疗政策的理论依据。林曙光认为，一些可改善预后的关键措施，但是没有明显经济效益的手段，比如患者教育、戒烟、康复等措施，更要通过纳入医保，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

第四，改革医学教育和医学继续再教育体系。“毋庸多言，这也无比重要”，林曙光说。

互联网医疗为心血管病防治带来机遇

“上述所讲的心血管病治疗的‘新常态’只解决了治疗的问题，面对中国庞大的患病人群，有危险因素的人群，如何管理，还需要另外的思路”，林曙光强调。

“创造性破坏”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最著名的理论。林曙光指出，医学是一个即将被“创造性破坏”的产业，一个即将被颠覆的产业。大数据、APP、云计算、3D 打印、基因测序、超级计算机，这些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事物，将再一次地融合在一起，将对医学进行一次“创造性破坏”。

“互联网医疗其实就是把互联网和医疗结合起来，“互联网医疗”具有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特点，为心血管病的防治提供了重要机遇”，林曙光认为，“但医院和医生缺乏对‘互联网医疗’的正确认知。”

当前，医疗健康技术正迎来前所未有的融合，这一融合就是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的融合。但人们对健康管理这个概念相对陌生，很多人只有一个健康获取渠道，就是当身体出现疾病时到医院，并通过治疗来治病。林曙光认为这样的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被动，这样的被动及滞后性导致了回到原本健康状态的成本大大提高。

智能医疗硬件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日常场景下的使用，实现体征数据的连续采集，通过足够丰富的动态数据对身体状态趋势做出判断，在刚出现问题时就进行及时调整，获得低代价的健康方案。“智能医疗设备如果能结合良好可持续服务模式，一场新型的医疗商业革命已经来临，这正是心血管病防治的未来”，林曙光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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