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是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前列，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由于肝癌的病因复杂、发病机制多样、确诊时已多是中晚期，临床诊治面临巨大挑战。近年来，如何突破传统专科分割、实现多学科协作和全流程管理，成为提高肝癌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关键问题。

整合医学理念的提出，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整合医学不仅强调多学科合作，还注重融合预防、诊断、治疗、康复、随访的全病程管理，并结合社会、心理、环境等多维度因素，形成更加全面、个体化的诊治方案。

近日，我们特邀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亚洲肿瘤学会主席、世界整合肿瘤学会会长樊代明院士就整合医学在肝癌诊治中的应用展开深入探讨，并将精华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Q：您提出整合医学是医学发展的方向，能否结合肝癌诊治的复杂性，解释如何通过整合医学模式突破传统专科壁垒？

樊代明院士：肝癌在中国是高发肿瘤，全球近50%的肝癌都发生在中国，肝癌的死亡率也非常高。长期以来，我国主要参考国外指南来治疗中国肝癌患者，但实践表明，疗效并不理想。因此，从整合医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肝癌诊治指南（CACA指南），目前来看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之所以必须要制定中国自己的指南，核心原因有三：

第一，人种差异。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体质、遗传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治疗方案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经验；

第二，发病因素差异。中国肝癌主要由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而国外多由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导致，虽然中国也有丙型肝炎患者，但比例远低于乙型肝炎，且丙型肝炎目前可治愈，乙型肝炎却难以治愈，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三，中国有丰富的肝癌治疗经验积累，这些经验是国外指南无法涵盖的。

从临床疗效看，按照国外指南治疗，中国中晚期肝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不超过20%（早期肝癌情况特殊，部分患者即便不治疗也可能活过五年，所以我们更关注中晚期患者）。而中国超过80%的肝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属中晚期，国外指南显然无法完全适应这一现实。根据文献，国外指南中仅有4%到10%的内容基于中国数据和中国证据，无法反映中国肝癌的真实情况。

我们制定的中国肝癌诊治指南在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对中国患者的适配性：

第一，中国指南60%的内容基于中国临床资料和循证证据，真正实现了“中国人用中国方案”；

第二，国外指南多聚焦药物治疗，而中国指南覆盖了肝癌防、筛、诊、治、康全流程；

第三，中国指南纳入了中医药治疗及其他符合中国临床实际的手段，更贴合中国医疗实践。

我曾在国际会议上，当着国际肝癌协会创始会长（挪威专家）的面明确提出，NCCN（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和ESMO（欧洲肿瘤内科学会）的肝癌指南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人，部分学会直接翻译国外指南应用于中国临床是存在问题的，我们必须倡导制定自己的指南。这一观点得到了这位挪威教授的高度认同和支持。

中国指南的制定过程，核心就是应用了整合医学的理念。整合医学是中国医学界提出的医学模式，与西方医学有本质区别。西方医学的抗癌理念是“置癌于死地”，无论是手术、放疗还是化疗，核心手段都是直接杀伤癌细胞。但这种思路下，中晚期肝癌患者五年生存率仅20%，80%的患者最终未能生存，许多人死于肿瘤本身或各种治疗手段导致的近期、远期并发症。

中国肝癌指南的理念不仅是“抗癌”，更强调“控瘤”和“扶生（保人）”。

“控瘤”是指不将所有肝癌一概而论。许多肝癌生长缓慢，若不主动检查可能长期不被发现，这类患者不一定需要立即强烈干预，而是通过控制致病因素来延缓或阻止肿瘤进展。比如黄曲霉毒素相关肝癌，本质是肝细胞中毒，只要避免霉变食物、清除黄曲霉毒素暴露，就能阻止新的癌变细胞形成；治疗后若继续避免霉变食物，残留肝细胞再癌变的风险也会降低。乙肝病毒相关肝癌则通过接种乙肝疫苗预防病毒感染，并针对残留病毒进行抗病毒治疗，可有效降低复发和转移风险。激素相关肝癌可通过激素调控，肥胖相关肝癌可通过减重干预，抑郁相关肝癌可通过心理和药物干预控制肿瘤发展。因此，我们提出要从单纯“抗癌”转向“控瘤”，从源头控制肿瘤发生和发展。

“扶生（保人）”是指重视患者治疗后并发症的管理。任何肿瘤治疗对患者来说都是创伤：手术时间长、麻醉时间长，会影响全身状态；放疗、射频及药物治疗可能引发严重副反应或并发症。过去，这些问题常被忽视，患者回家后缺乏专业支持，导致预后不佳。未来必须将医疗重心后移，加强术后及治疗后并发症预防与康复管理，才能真正提高五年生存率、降低死亡率。

因此，中国指南不是单纯“一心抗癌”，而是强调在抗癌的同时注重“控瘤”和“保人”。这是中国肝癌防治的独特经验，逐渐获得国际认可。整合医学在肿瘤领域的实践，就是“整合肿瘤学”，要求我们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实现从“抗癌”到“控瘤”再到“扶生（保人）”的转变，也要求医生在医学哲学上转变思维。

西方医学的哲学源于游牧文明，核心是“你死我活”，就像农场里来了外来的牛群，必须驱赶才能保证自己的牛群生存；而中国医学的哲学源于农耕文明，核心是“你活我也活，你活我活得更好”，农耕需要水利、农具、种子多方协作，不能单打独斗。整合医学就是将西方和中国医学哲学的优势整合，重新看待癌症：癌症不是外敌，而是自身细胞的异常产物，若一味追求“置癌于死地”，往往“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因此，我们在抗癌的同时，更要注重延长患者寿命、改善生活质量，这才是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常说“攻守同谋”，既要“抗癌”，也要“护人”；要“善待癌症（病人）”，早期肝癌能治愈就积极治愈，中晚期肝癌无法治愈时，就追求带瘤生存，“化敌为友，与瘤共存”。事实上，许多肝癌患者最终并非死于肝癌，甚至在尸检时才发现有肝癌，这正是带瘤生存的体现，也是整合医学理念的最终目标。

Q：您在之前的演讲中提到，肿瘤防治需整合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能否以肝癌高危人群（如乙肝携带者）的长期管理为例，说明如何构建“医、患、社”共治模式？

樊代明院士：正如刚才所说，中晚期肝癌患者五年生存率仅20%，预后普遍不佳，所以肝癌预防至关重要。我们提出的“保人”理念贯穿肝癌防筛诊治康全流程，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三点”和“一合理”。

第一是“少得一点”：三分之一的肿瘤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和不良习惯纠正来预防，肝癌也不例外。针对乙肝携带者等高危人群，要加强社会宣传和医学科普，帮助其建立健康生活方式——避免饮酒、避免霉变食物、控制体重、保持良好心态，同时规范乙肝病毒长期管理，防止肝损伤和肝癌发生，从源头减少肝癌病例，让高危人群“少得癌”。

第二是“早查一点”：将肝癌筛查纳入常规体检，比如腹部超声、甲胎蛋白（AFP）检测，使早期肝癌能够及时被发现。早期肝癌经过规范治疗，90%可以治愈，所以“早筛查、早发现”是改善预后的关键。这需要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会组织共同努力，扩大筛查覆盖面，提高高危人群参与率。

第三是“晚走一点”：对已确诊肝癌患者，特别是中晚期患者，通过整合医学方法优化治疗方案，加强治疗后并发症管理和康复指导，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让患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

再加上“一合理”：即合理治疗，根据患者肿瘤分期、体力状态、病毒感染情况等制定个体化方案，特别注意我们提出的“评、扶、控、护、生”诊治策略，避免过度治疗或治疗不足。

从“少得一点”到“早查一点”，再到“晚走一点”，结合“合理治疗”，就形成了整合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的“医、患、社”共治模式：医疗机构提供专业医疗服务，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社会提供科普、心理支持和康复资源保障。三方协同，才能真正改变肝癌的结局，这是肝癌防治的明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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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代明院士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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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中国抗癌协会（CACA）理事长、亚洲肿瘤学会（AOS）主席、世界整合肿瘤学会（WAIO）会长、世界整合医学会终身名誉会长、中国整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消化系肿瘤整合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消化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第四军医大学校长、中华消化学会主任委员、亚太胃肠病学会会长、亚太消化病联合学会会长、世界消化学会常务理事、国际抗癌联盟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