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何秉贤教授多次，也多次交谈，但对于他的过去，由于隔着几代人，隔着时空，看不真切。

他说，他也算是阜外医院的人，并马上打开话匣，谈起当年往事，如数家珍，意气风发。

我突然有了兴趣，想看看当年他们经历过的种种。

在编写《中国高血压追梦半世纪》过程中，看了他很多资料，感觉与他有了某种穿越时空的交流，但书籍所载字数毕竟有限，很多东西难以言表。

今天有时间，把网上的素材和书稿变成了一个长篇，在整理过程中，听着久石让的《天空之城》，心下的感动难以言表。

看看今天我们面临的心血管病防治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顿时有了信心。

何秉贤1931年1月28日（农历一九三○年十二月初十）出生在了一个书香之家。

何秉贤教授

日本鬼子铁蹄下的兰溪县

小学是在自己的家乡兰溪县城上的，初中是因日本人占了兰溪，只好在衢州中学上学。爷爷是当地有名的律师，伯父何统仑是旧政府的高级职员，父亲何统文（1903-1954）在上海工作，是一名民族资本家所经营的轮船公司高级职员。

日本鬼子占领上海后，父亲就随着轮船公司的搬迁一起去了重庆市，而何秉贤的母亲徐秀贞（1909-1952）就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兰溪县城生活。

一家人都靠父亲的工资生活，由于父亲所在的公司经常发不下来工资，所以，导致了他们的家庭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入不敷出，他家的各项开支不得不压缩了又压缩。锅中的饭也越来越稀，一天三顿饭也悄悄地变成了两顿。

一家老小要生活，不得不四处举债。旧债未清，新帐又添，债台高筑，致使他们家的经济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吃饭成了问题，看病更是没门儿。他的母亲就是因为有病没钱看，拖到1952年（只有43岁）就离开了人间。

最让他难忘的是，日本鬼子在1943年至1945年占领兰溪的那段日子里。当兰溪县城被占之时，何秉贤的母亲就带着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一起跑到了祖地雅滩村。因为这里是农村，日本鬼子不经常去，相对要安全一些。

尽管如此，日本鬼子的铁蹄还是要不断地踏向这里。只要日本鬼子一来，当地的老百姓就得遭殃。这些丧尽天良的鬼子兵进村后就是一通烧、杀、掠抢和强奸，并把老百姓平时不舍得吃，逃跑时又没来得及带走的大米和鸡、鸭、猪等等好东西一顿狂吃，临走时还要在吃剩的饭菜锅里拉上屎，尿上尿，甚至连坛里的黄酒也不放过，喝不完了就往里面撒尿。

何秉贤还亲眼看到日本人在兰溪县城开鸦片馆赚钱，让中国人去吸；并目睹到了日本人强征中国妇女作为日本兵的泄欲工具——慰安妇，日本人称其为军妓。日本兵可以任意蹂躏强暴这些可怜的中国女性。

为了不让日本鬼子糟蹋女性，何秉贤和其他小孩子还要给自己的母亲等女性在村头当哨兵。若发现日本兵来了，孩子们就马上敲锣发出信号报信。

这时，听到信号后的妇女们就立即往庄稼地里跑着躲藏起来。何秉贤还亲眼看到日本兵用大刀砍下中国人的头颅。在行刑前，这些惨无人道的日本兵还要强迫中国人都来观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杀一儆百。行刑后，不见有人来收尸，却见有人拿着馒头来蘸血……

十一二岁的何秉贤和他只有10岁的弟弟还被日本鬼子抓去干苦活。当时，由于日本鬼子到来之前大人们都跑光了，就把他和他的弟弟等一些小孩子抓了去。他和弟弟每天都要从兰江里取水往山上日本兵的碉堡里送，挑不动了就得抬，送满为止。有时候需要半天，有时候就得一天。若是不干，就会被杀掉；若不好好干，日本人就要狠狠地揍他们。活不但是白干，到头来连一口饭也不给吃。特别让他们感到气愤的是，当他们每天干完活走出大门回家的时候，还要给日本人跪下来磕头道别。

为了能让何秉贤和他的弟弟继续上学，他家又从兰溪跑到了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汤溪县后张村。没想到，这里也不安全，日本鬼子也来。

有一天，日本鬼子来到这里掠夺之后却少了一个日本兵。他们却一口咬定是当地村民杀了他们的人，不由分说就把当地的一些老乡抓起来进行捆打，让交出那个丢失的日本兵。老乡们当然交不出来了，于是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就立即枪杀了这几位老农，还放火烧了全村的一大半，共计200多家，然后扬长而去。真是惨不忍睹，小小的何秉贤和他的弟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国破山河难保，皆因积贫积弱。

屠刀之下，中国人任人欺凌成了寻常之事。枷锁颈上套，敢怒不敢言。但见生灵涂炭，苍疫满目，饿孚遍野，生者悲痛，死者悲惨。这就是当时的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些血和泪的痛苦记忆深深地烙在了何秉贤幼小的心灵之中。他为此感到无比的仇恨，可也无能为力，只好握紧了自己的小小拳头，期盼着自己快快长大，好打这些日本人，期盼着有一天能赶走这些日本鬼子。

这支部队组织纪律性特别好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以下简称第三野战军）彻底打垮了盘踞在上海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上海。这一刻，上海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

当时，正在跟随父亲想继续上学的何秉贤作为上海市的一员也加入到了欢迎的人群之中。他以前并不了解这个军队，见到的只是一些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的坏军队。没想到，这支部队组织纪律性特别好，官兵着装一致而又朴素，春风满面，和蔼可亲。人民群众给他们送的鸡蛋等等慰问品，他们都不接受，从不骚扰百姓，晚上睡在马路边上过夜，对老百姓秋毫无犯。

解放军一进城，就到处张贴由毛主席和朱老总签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布告，一方面严明解放军的纪律，一方面告知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使老百姓相信。大家说，这是人民的军队，是来解放劳苦大众的，是来保护人民群众的，是人民的好军队。

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反特肃谍斗争、剿匪反特斗争以及取谛反动会道门的斗争等等一系列斗争。也就在这时，由解放军管理的华东军政大学开始招生了。

这所大学是免费的，何秉贤就参加了这次招生考试，并考上了这所大学。这时，有一位解放军干部对何秉贤说，你是年轻的学生，我们需要干部，你就直接参加工作好了。

何秉贤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于是他就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何秉贤就在部队里当会计兼文化教员，给战士们上文化课，给卫生队的大夫、护士们讲英语课。

那时，上海虽然解放了，但兰州和新疆等大西北一些地区还没有解放。第三野战军奉中央军委命令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去解放大西北。何秉贤也就奉命调配，随部队来到了兰州。

他们7月底从上海市出发，大约行军1个多月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兰州市。这主要是因为沿途铁路和桥梁都被国民党破坏了，一些火车也被弄坏了，部队在行军的许多时候坐不成火车，只得步行。当然了，他们有车坐时就坐车，没车坐时就得靠步行。为了抢时间，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几乎都在急行军，没有休整过。

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何秉贤作为受保护的小知识分子，肩上也得扛着一枝长枪，身上还绑着两枚手榴弹，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好他自己。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了。那时，第三野战军即将到达兰州。8月28日，第三野战军到达兰州后，何秉贤也和大家一样被颁发了一枚“兰州解放纪念章”。

1949年9月26日，新疆也和平解放了。第三野战军就在兰州驻扎了下来。何秉贤继续当会计兼文化教员，继续给部队官兵上课，还教大家唱歌。当时许多官兵，甚至已是营级干部的，都是文盲或文化水平很低。为此，何秉贤还经常帮助大家写家信。

兰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50年，全国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当时的年轻人，尤其是知识青年都要学习科学技术，报效国家。何秉贤当年19岁，就积极响应号召，经部队介绍，穿着军装在兰州参加了西北地区普通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并以十分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大学医学院5年制的医疗系。

何秉贤在兰州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照，第四排右起第四人为何秉贤

当时，立志报国的何秉贤决心学好医学，要用医学技术为全社会服务，特别是为老百姓服务。因为他从小就亲眼目睹了许多贫苦老百姓由于家境贫困没钱及时治病，小病拖成了大病、重病，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何秉贤在上大学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有名的专家教授都跑到了相对安全的兰州市。兰州大学一时间就成了全国很有实力的高等学府，人才济济，在这里工作的许多教授在全国都名列前茅。

病理学教授马馥庭、药理学教授张培琰、心血管权威李尚举教授、骨科教授葛宝丰、消化教授杨英福、心外科教授陈文庆、麻醉教授尚德延等都是留德或留美大学生，他们在各自的医学领域成绩都很突出，技术拔尖，又都是何秉贤同学的的任课老师。学校所用的大学教材也是美国原版的。

名师出高徒，在这些著名教授们的培养下，加之新中国刚成立，大学中没有什么政治运动，教师专心教，学生认真学，师生关系很好，何秉贤同学当然就学得很好了。何秉贤同学在兰州大学医学院上学期间既是三好（学习好、身体好、思想好）学生，也是三好团员，各方面的表现都十分优秀。

转眼间，他的5年大学生活届满，1955年7月，何秉贤同学大学毕业了。当时，他完全可以要求分配回到上海去工作，因为是全国统一分配，他又是从上海来的。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服从组织分配。

他当时考虑到，一要听党的话，组织上需要他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国家的利益事大，家庭的利益事小，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为主，家庭的利益必须要让位于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二是自己还要知恩图报，感谢党和人民的培养之恩，报效祖国。

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大学毕业志愿书”上写了两句话：“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兰州大学医学院领导经过研究，觉得何秉贤同学是个优等生，决定分配他到新疆这个虽然条件艰苦，但却急需人才的地区去。

得知这一消息后，何秉贤同学非常高兴，感到自己很自豪很光荣。因为他觉得这是党组织相信他，也说明他各方面都合格，才能被分配到新疆去的。

就这样，怀着感恩之心，带着救死扶伤的梦想，下定到艰苦地方战斗的无畏信念，1955年，这个江南鱼米之乡的小伙子来到了新疆。

到新疆后第一堂课

新疆是个好地方，既神奇，又美好。当时，何秉贤所在的班里共有13名同学一同分配到了新疆，何秉贤同学还被指定为带队队长。这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何秉贤同学出过远门（从兰溪到了上海，又从上海来到了兰州），而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出过太远的门。

那时候，往西的火车只能通到甘肃武威，再往西行就得换乘其它交通工具了。何秉贤等一行人在武威火车站下了火车后找到了新疆医学院（还在筹备阶段）在武威火车站的接待站。

工作人员为他们租了一辆前苏联生产的载重为1.5吨的嘎斯车。这种车子是敞篷车，上面搭有架子，架子上面有遮雨布。无雨时就敞开着，下雨时就把遮雨布拉上。

何秉贤一行每人都随身带有1只行李箱和1个行李包。他们每个人都拎着各自的行李上了车。车上没有座位，他们每个人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当成了自己的座位。尽管如此，大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相反还觉得挺痛快的。

一路上，大家又说又笑，好不快活，但也有个别女同学因想家落了泪。他们沿途还看到了以前从没有见到过的景色，光秃秃的山，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时不时的还能看到四处奔跑的黄羊、狼和野猪等野生动物，另外，还能看到海市蜃楼。

司机师傅对人特别好，要是下雨了，他就会马上把遮雨布拉上。跑到天黑了，他就会把这些特殊的旅客拉到一个马甸里住下。

有时候，晚上还要赶路。主要是因为这群大学生们的出差费有限住不起旅社，若这一段路没有马甸，他们也只好继续赶路了。马甸里没有被褥，入住的人只能用自己的行李，每人每晚1元钱，只能住一宿，早晨就得上路。

就这样，何秉贤一行坐车走了7天7夜，大约是在1955年9月底才到达乌鲁木齐市。按照他们各自所持的“报到证”上的要求，他们首先要到位于乌鲁木齐市西大桥附近的新疆省党委组织部报到。于是，他们一行就东打听西打听找到了西大桥。

当时的西大桥只是一座木头桥，并不大。何秉贤他们一行人走到跟前定眼一看，不相信这就是所谓的西大桥。当时，乌鲁木齐人烟稀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汉族老乡一问，才确定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西大桥。之后，他们就在这座桥附近的西公园（即：人民公园）边上找到了新疆省党委招待所，住了下来。

何秉贤一行刚到这里就恰好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也就是1955年10月1日。当时，中央派来了代表团参加这次成立大会，董必武为团长，陈嘉庚为副团长。前苏联和内地一些省市派人前来祝贺。新当选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赛福鼎·艾则孜同志，副主席是高锦纯、买买提明·伊敏诺夫、帕提汗·苏古尔巴也夫，还有37名委员。

新疆各族各界6万多人在自治区人民广场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按照当时新疆省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安排，他们这些大学生统一着装，上身穿白衬衣，下身穿蓝裤子，担起了这次活动的仪仗队工作。

新疆的天气是十分奇怪的，早上还是晴空万里，一天之内就可能会有几次变化。这天上午，正开着大会，天气说变就变了。先是狂风大作，接着就下起雨来了，同时，还伴随一些雪花飘下。本地人不怕，早就有准备了，可他们这些刚从内地来的人却没有丝毫准备。

他们只好一边开着会，一边淋着雨，挨着冻。但他们心里却是高兴的，一切都感觉到新奇和愉快，尽管他们的身上却冻得要命。会后他们还沿街进行了大游行。一切活动都结束后，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现场。

回到宿舍后，他们这些被雨淋过的人就赶快盖上被子美美地睡上了好几个小时后才慢慢地缓了过来。招待所里的大师傅还特意为这些大学生熬了姜汤喝。

这就算是他们来到新疆后给上的第一堂课了。天气变化莫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这些刚从内地来的大学生看来，这里真是太伟大了。

等他们报到后，有的同学被分到了伊犁、喀什等地，而何秉贤却被分配到了乌鲁木齐市工作。一年之内，何秉贤同志被安排到了好几个单位工作，并且还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工作了一阵子。

这种现象必须要彻底改变

1956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学院（以下简称医学院，现为新疆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成立。新疆医学院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经国务院人事司安排，把何秉贤同志调拨到了这里工作。

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成立时，有了内科病房。不过，只有1个科，20张病床（全医学院共有280张病床）。内科共有8个大学刚毕业的住院大夫都是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何秉贤大夫就是这其中的1名。

内科没有主任，连主治大夫也没有，只好选了1名党员大夫当组长，疑难病号大家讨论。

在何秉贤等大学生被分来之前，整个新疆的医学界仅有十几位正式分来的大学毕业生。那时，新疆级别最高的医生就是前苏联帮助培养的中级医师，主要就是少数民族医生，且数量非常有限。

新疆的整体情况就是缺医少药，且非常严重。连首府乌鲁木齐市也没有一家很像话的医院，稍好一点的医院就算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啦。

全疆最好的设备就是前苏联制造的小型X线机，先进医疗设备奇缺，农牧区更是没有。各地州医院均为土木结构的平房，医院仅能做一些简单的下腹部手术，如阑尾炎、痔疮手术等。

当时，农牧区的妇女生孩子时就找当地的土接生婆来接生。这些接生婆都不是专业医生，各方面的医疗知识和技术根本不懂。从而造成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有许多时候连产妇也保不住性命。造成的结果是，每一对夫妇能生许多孩子，但能存活下来的却很少。

广大群众对这些事情都认命了，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不怪谁，生死由命。

产妇临产时也有想到医院生产的，可是路途遥远，又由于道路不通，坐车非常困难，只有少部分人能坐上毛驴车，大部分人就只能骑马或骑毛驴。有些产妇临产时都已经破羊水了，人却还在几十千米以外的路上往县城里赶……

老百姓得了病就医难，得了大病就算是在等死啦。

“这种现象必须要彻底改变”，何秉贤认为，“现在解放了，新疆人，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治上翻身了，但经济上、文化上，特别是科学技术上还没有翻身，还需要我们这些人的帮助。

新疆的落后，虽然是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形成的，但归根到底是我们思想意识上太落后。现在是新社会了，中国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新疆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让它永远落后下去，要让它迎头赶上……再者，在医疗事业方面，光靠内地来的专家教授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多多地培养新疆当地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医生，让他们在当地很好地发挥作用。

在新疆，首先要做到医生全覆盖，才能真正做到医疗全覆盖，不留死角。当然了，还要逐步做到医院和医疗设备全覆盖才真正达到了全覆盖，才能彻底解决全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及时就医问题。”

跨越交流的鸿沟

他面对的是病人，怎样用他所学得的医疗技术治好病人的病就是他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要看好病人的病就要与病人好好沟通，这样才能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及发病原因。病人也拥有知情权，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怎么配合医生做好治疗工作，同时也要知道医生的医术水平高低等情况。

这样，就需要进行语言交流。实际上，这就是一大困难。当时，何大夫和少数民族患者及其家属之间很少能用语言直接沟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患者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语种不同，且这些少数民族不会说汉语，何大夫不会说少数民族语；二是何秉贤大夫还有方言问题，说出来的话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就是能听懂汉语的人也未必能完全听明白何大夫说的是什么。

当年，少数民族看病就需要找翻译来帮忙。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要是能够做到医患之间直接进行对话就好了。但短期内无法解决，沟通时还得依靠翻译。但翻译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找到的，有许多时候，特别是他们下乡到牧区时连个最一般的翻译也找不到，医患之间只能靠肢体语言进行交流，要“说清”一点问题就非常困难，相互之间在语言上似乎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的当地病人连少数民族翻译也不相信，他们担心把他们自己的病给翻错了。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一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医生要向少数民族群众学习语言，并掌握他们的生活习惯。

后来，经过努力,何教授不仅能与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简单的会话，还用较流利的英语及简单的俄语与有些患者沟通。他到牧区去巡诊时学会了骑马，并且还很熟练。

何大夫认为，这仍然还有很多局限性和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多培养出合格的新疆当地医生来，各民族的都有，各地区的都有，并且是越深入越广泛越好，让这些医生直接深入到他们自己所处的民族中去开展工作。

思路决定出路，何大夫理出了自己的思路后就开始按照自己设定的这条路线行动了，并且一直都很努力。为了解决直接对话的问题，他就做好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努力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语言，解决与少数民族患者直接对话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大难点就是分散而又长期。所谓的分散，可用来学习的时间分散到了生活和工作中的每时每刻，它们都藏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时间缝隙里。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时间，就要对在工作中或工作之余产生的点点滴滴的机会和时间都要珍惜，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努力学习和反复练习；所谓的长期，就是非一日一时之功，必须坚持不懈。既要学习好少数民族语言又要学好普通话，决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坚持不懈，功到自然成。

何大夫在这方面把功夫下到了家，他一直都在坚持着。功夫不负有心人，何大夫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首先讲好了普通话。现在，他还能较为熟练地用维语或哈语与患者直接对话，了解患者的病情，也可告知患者一些情况，让患者怎样配合治疗和要注意的事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何秉贤大夫当医生60年，从来未与病人及其家属有过冲突。这在现在我国医患关系不够和谐的情况下，是很值得大家深思的。

坐着毛驴车或骑马走遍普查点的每个角落

新疆高血压的患病率非常高，何秉贤走遍了全疆大大小小的工厂矿区、农村牧区。我国进行过三次全国性的高血压普查，何秉贤都参与并负责新疆的普查。

经费有限，参与普查的人吃住都在当地的卫校。为了解决语言和人手不足问题，何秉贤培训了当地卫校的学生一起参加普查，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与当地人沟通，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费用。

新疆幅员辽阔，高血压普查的地点必须要有代表性，有的普查点在非常偏僻的地方。因为经费有限，交通不便，何秉贤经常带领普查人员坐着毛驴车或骑马走遍普查点的每个角落。

毛主席派来的医生

何秉贤笑言，这是在驴背上完成的高血压普查。当时新疆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农舍都很简陋，大部分农民家中没有任何家具，只能坐在地炕上。

何秉贤说，普查时农民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对他们进行的高血压宣教和普查，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

没去牧区进行高血压普查和巡诊之前，何秉贤把牧民的生活想得很浪漫，天空湛蓝、绿草如茵，牧民们骑着马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尽情地放声歌唱。

实际上，由于牧区都在山区，独户分散居住，相距较远，翻山越岭一天只能走访四五个帐篷。他们只好走到哪就吃住在哪。

好在当地牧民非常热情，何秉贤他们走到哪里都有奶茶喝，无论坐多久，家里的女主人总会不断地将奶茶斟满客人的茶碗。

新疆牧民每天要喝二十多碗奶茶，因为奶茶里要加盐，所以牧民每天的盐摄入量竞有二十多克。

在新疆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县，当地医院一年收治心肌梗死的患者不到10例，但重型高血压和脑血管病病例长年不断。

在艰难的条件下，何秉贤负责并参与的普查工作组圆满完成任务，并获得了原卫生部的嘉奖，通过多年各方面的宣传教育，新疆哈萨克族的高血压发病率在日常诊疗中已有明显下降，何秉贤本人也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模范”。

抓野狗进行科研

为了更好地为患者诊断疾病，1965年新疆医学院购进了一台国产心电向量图机。当时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医院开展了少量的临床研究，能够获得的现成的学习资料非常少，何秉贤和医务人员一起摸索、从零开始。不会洗底片就去请教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不会操作就翻阅相关书籍一点点琢磨。

何秉贤说，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台机器搞懂学会，尽快用到临床疾病诊治上。

当时国内没有系统的心电向量学的专著，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前进。为了做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何秉贤骑着自行车来回穿行于图书馆与医院之间。

当时没有现代的检索系统，他翻遍了图书管理所有相关书籍，完全靠手摘录，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正在何秉贤专心专意搞科研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扣上了名利思想、走白专道路的大帽子。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何秉贤并没有被命运击倒，白天抓革命促生产，晚上挑灯夜战钻研学术。当时的实验室已经取消，他和学生一起抓野狗，自己饲养小动物做实验，暗地里仍发奋进行着他的研究。

拼了

正当搜集了足够的资料、掌握了一定数量的病例，满怀信心开始写书时，何秉贤的身体出现了不适。长期的劳累和营养欠佳使他出现了肝功能不良。

当看见让他休息的病假条时，何秉贤想：“与其休息多活几年，不如抓紧工作少活几年，拼了！”

197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何秉贤主编的《临床心电向量图学》即随之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详尽的心电向量图著作。

与此同时，他和心血管组的同事们还先后写了多篇论文，在国内学术会上交流，并发表在全国性刊物上。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何秉贤和他的心血管小组没有科研经费，没有先进设备，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完成了这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何秉贤因此荣获全国首届医学大会和自治区科学大会的“先进个人”奖。此后他又获得了我国心电学最高奖“黄宛心电学奖”。

我种蘑菇致富了，今天是来感谢您的

新疆有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高血压防治也应因地制宜。目前在新疆，农牧民和普通百姓到大医院看门诊还没有完全实行公费，而高血压病要终身服药，医生开药也应该因人而异，并尽可能用廉价有效的降压药。

多年来，何秉贤一直坚持这样做。一位60岁出头的农民，每周连数十元的药费也无法负担。

何秉贤检查后发现他的身体情况尚好，就给他开了一瓶尼群地平，并嘱咐其低盐饮食，戒烟戒酒。两周后复诊，老农血压下降，症状减轻，何秉贤又给他加开一瓶双氢克尿噻。两药联用，每天不到一毛钱。

一年多后的一天，老农拎着自己种的蘑菇到何秉贤的办公室说：“何主任，我吃了你开的药，一年多来血压都很好，头不痛，脑不涨。我种蘑菇致富了，今天是来感谢您的。”

看他不收，老农说着就要跪下，何秉贤只好收下。类似这种情况，何秉贤经常碰到。正是何秉贤一丝不苟、认真诊治、结合病情以病人为本、为病人着想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使他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并当选多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常委，还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国内外高血压指南不适合新疆地区的防治情况

几十年在新疆的工作经验，何秉贤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高血压防治理念。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统计公布的材料，新疆30岁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于50%，但在农牧区，肥胖、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并不多见，新疆高血压患病率高的原因主要是饮食太咸。

因此，他提出，我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高血压的防治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仅仅站在学术的立场。新疆农牧区高血压的防治，若根据国内外《指南》的要求，对血压进行分层并兼顾治疗各种危险因素，是很难做到的。

同时，何秉贤倡导在新疆的农牧区，一定要培养“养得起，留得住”的全科医生。他们语言通、习惯同，不仅能应用廉价有效的降压药，把高血压管起来，还能把农牧民的小毛小病也解决在基层，这就是很大的贡献。

一颗顽强的种子

何秉贤说，我在新疆工作了一辈子，我所做的一切，不为名不为利，只是想实实在在地为新疆各族人民作点贡献。

为了让何秉贤大夫更全面更扎实地掌握当时国内外更先进的医学技术，让他这把火在新疆烧得更旺，筹建新疆医学院直接领导下的医院，国家卫生部决定，选派何秉贤大夫到在北京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研究所（医院）（以下简称阜外医院）和协和医院进修。

何秉贤大夫的户粮关系也随之迁了过去，同时，也把他的组织关系、人事关系等一并转到北京去了。

北京阜外医院是我国的心脏病诊治中心，在诊治心脏病方面最权威。何秉贤在那里进修学习了一年，学到了许多先进的医学技术和知识，自身的医学水平得到了大大提高。

全国著名的心电图专家黄宛教授，曾担任过毛主席保健医生的方圻教授等都是何秉贤的老师。

何秉贤在这里学习期满后，这些教授都希望他能留在阜外医院，包括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院士也希望何秉贤能留在阜外医院。

当然，阜外医院的各方面条件比起新疆来要好得多，就是和全国其它地方比起来也是领先的。何秉贤要是能留下来，对他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以后有人说，何秉贤大夫当时要是能留下来可能还会被评上工程院院士。

但他没有这样做，当他想到了新疆的情景时，他还是依然决然地回到了新疆。他说，新疆更需要他，他无法离开新疆。党和国家把他派出来进行很好地培训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新疆，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他自己回到新疆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也是他个人的心愿。

后来，他还多次到国外学习过，所在之国也希望他能留下来，但他都一一谢绝了，还是回到了新疆。比如，他在1989年考上了英国皇家学会，有奖学金，可进修学习一年，并拥有英国户口。

英国人希望他能留下来在英国工作，并且也发了邀请函，希望何秉贤大夫的夫人也一起去英国工作和生活。

再后来，何秉贤大夫还在美国工作了半年时间，应邀在那里讲学，也多次去日本参观学习和讲学，等等。这些国家的条件都比中国好，这些国家都希望他能留下来。

何秉贤大夫要是真的留了下来，他一定会获得十分优厚的待遇。但他认为，我的根在中国，党培养了我，又让我出国学习，成了高级医师、名医、教授。在解放前，我就是想学医，也没有条件，现在学成了就要好好地为我的父老乡亲们服务。不能光考虑自己，而不去考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全国都需要我，新疆更需要我，特别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更需要我，我要为新疆的医学事业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他说，新疆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新疆是个好地方。我在新疆工作和生活，对我来说很安慰。这里气候宜人，空气新鲜，生活条件也很好，夏天不太热，且城市里也没有蚊虫和跳蚤等等，冬天房子里有暖气，也挺温暖的。吃的，用的，住的，样样都不错，各族人民对医护人员都很尊重，都非常纯朴，我一切都很习惯，我认准了新疆，我热爱新疆。

就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何秉贤在新疆严酷的环境中开花结果，并将自己的知识和信念一代代传承下去。

60年过去了，何秉贤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从他初到新疆时的缺医少药、各民族求医艰难、很多医疗技术都无法开展，直到今天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已基本赶上内地先进地区。

2010年，中国高血压联盟给何秉贤颁发了“中国高血压突出贡献奖”，以表彰他对新疆防治高血压所作的贡献。

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上，他开创了14个国内“首次”，并多次获得来自国际、国家级、省级、卫生厅的嘉奖。

1986年，何秉贤撰写的《新疆人民生活习惯与心血管病关系》一文，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世界卫生组织以此文为素材拍摄了一部科技电影，在世界各国播放。

1995年，国内外还在大量使用体表测量QT间期离散度来预测恶性室性心律失常，何秉贤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指出其存在概念上的错误并发表文章予以纠正，终于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使这一概念得以扭转。

两件事，一辈子

何秉贤大夫热爱新疆，在新疆奉献了一辈子，主要做好了两件事：一件是治病，一件是育人。

何秉贤大夫是个双重身份的人：著名的医学教授和著名的内科大夫。他来自内地，却在新疆工作了60年，并且还在继续。他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人民和事业，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深知其中的道理，儿子就要为母亲而争气，华人就要为中国而奋斗。他认为，党把他分配到了新疆来工作，这是党的信任和国家的需要，别无选择，只能干好，不能敷衍了事。他下定决心要在新疆工作上一辈子，为新疆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在医学教育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新疆医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汉语言的学生在1961年7月毕业了，少数民族学生因为多学了一年的汉语预科班，在1962年7月毕业。教授这一届学生的师资力量主要来自沈阳医学院、山东医学院，临床医生主要来自上海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

从北京阜外医院接受培训后回疆的何秉贤大夫也为培养这一届学生出了主力（上课，带学生实习，下乡）。自此以后，他每年都要从事医学教学工作，一期一期接下来培养学生。现在，新疆各地基层医院都有他培养的学生，连乡镇卫生院也都有。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也都有他培养的学生，还有不少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作。他特别引以自豪的是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学生，有些还出国留学，回来后成了当地的骨干。

他说，培养大批的少数民族医生在当地工作，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无法解决的大难题，大问题。

新疆最缺的是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才。就拿医疗事业方面来说吧，要解决好这类问题，一是要靠外部输入，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在当地培养，特别是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医生。

新疆有13个世居民族（现在，全国56个民族这里几乎都有），语言和习惯各不相同，在全疆分布比较广泛，各地都有，总的情况是大杂居，小聚集，但有许多地方的少数民族比较集中，汉族所占的比例非常小。

因此，解决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医疗方面的问题，还必须得由当地的人来解决。因为只有这些少数民族的医生为本民族服务，才能消除许多问题，如，语言问题，信仰问题，生活习惯问题，等等。

当地人在当地工作后，由于是自己的家乡，自然而然地就解决了诸如：照顾父母、婚姻和子女上学等等问题。外来的人就会存在诸多不便，有的永远无法得到圆满解决。所以何秉贤教授主张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医生，让他们为本民族群众服务。这是化繁为简，一举多得的大好事，也是最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全疆各地的各少数民族医生都有了，这个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许多人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何秉贤教授同样功不可没。

他们都像孵化器一样，把医学科学技术孵化到了全新疆各地乃至全国和全世界，为人类的医学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何秉贤教授是博士和博士后导师，按照规定，他70岁以后就不再担任导师工作了。直到2012年7月，他才正式离休，但他并没有离岗，每周二和周五两天还要在医院所安排的特需门诊岗位上看病。其它时间还要查好几个病房，还要讲学和开会。

何秉贤大夫是新疆名医和最有权威的内科专家之一，治病救人工作他干了一辈子。他亲自治好了多少病人？已经无法统计，多得很。在行医的过程中，他克服了多少困难？准确地说，应该是无计其数，谁也没有办法说清。笔者在这里也只能选取几个事例来说一说，以一知万，推知他全部的行医过程。

何秉贤大夫从北京阜外医院学习之后回到了新疆。此时，新疆医学院一附院的内科有了4个专业病房，何秉贤大夫就负责心内科兼管心电图室。

2007年何秉贤获“第六届黄宛心电学奖”

1957年5月的有一天，何大夫成功地做出了新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心电图。当时没有心超声检查技术，他开展了心导管等检查技术。钱中希教授在新疆首创了开胸和心脏手术，心脏手术的病例主要是风湿性瓣膜病、先天性心脏房间隔缺损、心脏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和缩窄性心包炎。而对这些心脏病的正确诊断和病变程度的判断主要依靠体格检查心电图、X线胸片和心导管检查。

因为全新疆只有新疆医学院一附院在开展心脏手术，而且当时是全民公费，所以病人非常多。

何秉贤大夫和他的助手白玉茹医生白天黑夜地忙碌着，多检查病人以便让心外科挑选。在做心脏手术时，何秉贤大夫还要去监护，因为当时的麻醉科医生不懂心电图。

他们就这样连续工作了10多年，没有间断过一天，筛查出了上千例要做手术的心脏病患者。这么大的劳动量，他和其他大夫一样没有任何加班补助费用和奖励，而他似乎没有任何怨言，依然精神饱满地在工作着。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医疗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全疆各地不但医生多了起来，各民族各地区各县乡，社区，甚至一些村级单位也都有了卫生医疗单位，而且硬件建设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全疆各地州都有上规模上档次的医院，都有CT、彩超，有的还有核磁和螺旋CT，基本上能够满足当地各族群众的就医需要。新疆各地州和县级医院硬件发展的速度比内地有些省市的县乡级医院还要快，惟一还缺乏的就是人才，信息也不够快。

何教授为了想提高各民族内科医生的水平，他每年都要撰写并自费出版一本《心血管内科进展学术讲座》（有准印证号）。截至2014年已出版24期，很受基层医生欢迎，已经成了大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珍藏品。至今，何教授每年还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应邀去内地讲学。

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与何秉贤大夫的努力，孜孜不倦地工作无法分开。

困难有大有小，有些可以绕开，有些必须克服

他在这60年里克服了许多困难，我们都知道，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中，有些是可以预见的，有些是不可预见的。困难有大有小，有些可以绕开，有些必须克服。

何秉贤大夫也经常到全疆各地巡回医疗，遇到许多困难，衣、食、住、行方面的都有，有的还相当严重。吃不饱吃不好是一个方面，外出时还要带上自己的被子等行李，这一切在当年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啦。

行医就像行军打仗，随时就要准备着战斗，随时就可能要搭起架子给老百姓看病治病，医治完了再走，再找。他们在行医的路上也出了一些事情，但他们都想办法克服掉了。

有一年夏天，他和同事们又外出巡回医疗，他是负责人。有一天，牧区深处有产妇要生产了，需要接生。何大夫是医疗队的队长，为了工作的需要，也为了那位负责接生的女大夫的安全，何大夫就陪着一块去了，没想到就遇到了一些困难。他本人可以骑马，而那位女大夫却不会。

为此，何秉贤大夫一边要骑着自己的马，一方面还要牵着那位女大夫的马。没想到，女大夫所骑的那匹马走到一条小河边上时，坚决不肯再向前迈步了。已经骑着马站在河水中的何秉贤怎么拉它,它也不肯走，还要往后退。

这样一用力，一下子就把骑在马上的何秉贤大夫给拉下了水。那次，尽管是夏天，但山水还是比较冷的，何大夫全身湿透，冻得浑身直打颤。

但由于时间关系，何秉贤大夫顾不了那么多了，爬起来后还照样陪着那位女大夫去巡诊，直到把孩子顺利接生，母子平安，他们才松了下来处理自己的事情。当他们返回医疗队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了。接着，他们还要去出诊。

何大夫翻译的东西让我们抄，我们都来不及

在同事们中间，何秉贤大夫也做得很好。何大夫的英语水平不错，他在工作之余总是要把自己阅读过的比较好的英文资料翻译成中文，然后再把它交给同事们传阅，大家受益匪浅。

有人坦言地说:“何大夫翻译的东西让我们抄，我们都来不及。”

最大而又最难的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各民族的高级医生的问题。为了这点，他努力奋斗了一辈子，现在还没有松套。由他直接带出的研究生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蒙古族等等，更多的当然还是汉族。

何教授为了新疆少数民族有更多的拔尖人才，在国内未实行研究生制度之前，就重点培养努力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他们汉文笔记，并手把手教他们，把他们送到内地去进修，例如，维吾尔族的名医肉孜·阿吉教授就是典型的例子。

何教授认为，只有让各个民族的见视提高了，才能对我们的建设有很大的好处。于是，何教授十分重视带自己的学生到国外参观学习，增长见视。肉孜·阿吉就被何教授多次带到日本去学习，并且还亲自当他的翻译。自治区把何秉贤教授和他的学生肉孜·阿吉两位命名为“团结一对红”。

桌上是《毛泽东选集》，抽屉里却放着一本外文书籍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有人指责何秉贤大夫走白专道路，还把他当成“大白旗”而批判他。何大夫记得共产党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何大夫深信中国共产党是一定会需要科学技术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白天被开会批判，晚上在家发奋翻阅外文书刊。当时，图书馆关门了，大批英美资料无人借阅，何教授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与图书馆长久建立着地下关系，偷偷地借出了大批图书拿回到家中阅读。

他还经常去兰州军区总医院图书馆借阅稀有图书。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时，何大夫在桌上放一本《毛泽东选集》，抽屉里却放着一本外文书籍。有人来时，他就看《毛泽东选集》，无人来时他就打开抽屉看外文书。

十年文革，何教授累计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还写了40多本读书笔记。当时，搞科研是犯罪行为，红卫兵会以“白旗”拿去批斗。何大夫为攻克“向量图学的问题”，只好在晚上钻到地下室进行科研。

1976年10月，“四人帮”一打倒，何教授撰写的《临床心电向量图学》，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成了我国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可惜，当时在这本书上还不敢署上作者的名字。这本书图文并茂，售价仅为2.27元。迄今为止，国内仍公认这本书是权威著作。

拨开乌云见晴天，科学界也迎来了春天。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国科学大会。会上，何秉贤荣获了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同志题写的“先进个人”奖。随后，他还荣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届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此前，他一直无法入党，直到1984年，他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打倒“四人帮”之后，他当选为全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总计达30年之久，其中有20年时间还兼任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委，直到70岁以后由于年龄的问题，他才没有再担任人大代表。

荣誉，最闪光的称号

何大夫还是一位拾金不昧的好同志。有一次，何大夫在回家的路上拾到了一个钱包，里面装有四五千元现金，当时，并无旁人看见，但他并没有动心归为己有。他想，丢失钱包的人一定很着急，一定会回来找的。于是，他就把钱包保存好等着。果然有一位收废品的人来找了。何大夫经过核实准确后就当即把钱包还给了他。丢失钱包的人非常感谢，他拿出200元酬谢，何大夫坚决不要，并且还对那人说：“你们收废品也是支援国家建设，很辛苦。”那人更敬佩了。

何教授鹤发童颜，头脑清醒，精神饱满，思维敏捷，清心寡欲，不知疲倦，人人敬仰。

他的座右铭是：“人生短促，奋发图强，身心健康，德艺双馨，终身受益；回首往事，无怨无悔”，这是他做人的准则，也是律己的标准，已被国内出版的多部著作收录，这又是何教授的人生总结，也是给后人的鞭策和要求。

转载请标明：来源于“中国循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