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们是在雅尔塔。一个紧张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1945年2月11日。那是一个星期天，在克里米亚这个疗养胜地的一座洛可可风格的宫殿里，宫殿位于黑海之滨，昔日的沙皇很喜欢在那儿漫步。那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可怕的协议。

雅尔塔会议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合影

八天中，他们打乱国界，准备好吞并某些领土，就将来各自的势力范围讨价还价。对美国、英国和苏联来说，赌注是巨大的：瓜分世界。本世纪中，同等重要的日子为数不多。

今天，人们知道了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后果。它本应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和平，人类文明所经历的最艰苦的考验已使我们厌倦了。然而，继之而来的却是冷战，随后是局部战争，殖民战争和工业战争，造反，革命，这些地球分裂的苦果。

现在，2月11日开动这个程序的三位国家元首每人应负的责任已经明确了。我们甚至能够描绘他们使新时代神圣化所用的洗礼盆。大喝高加索白兰地，宴会桌上杯盘狼藉，然后撤席，好宽宽绰绰地摆下决定30亿人的命运的文件。16点，他们在那重要的一页上签了字，三大巨头终于告别了。

这些分析，这些描写，都出自一些极有资格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之手。在过去长长的30年中，他们考察了政治、战略、外交和经济。但是医学，很遗憾，被忽略了。

然而，医学也是事实的见证，有助于铸造历史。评价在位的君王，总是看他们赐予的恩惠和造成的不幸。一种特殊的神秘变化凝固了他们的形象。他们似乎是一种享有特权的人物，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弱从来也奈何不了他们。

有人向善良的人民解释说，对于权力的追逐调动了一些非凡的人物，使他们具有不同寻常的品质。这也许是真的。人们很少想到，那些敢于攫取权力的人毕竟也是可以受到伤害的。如何否认他们的健康有朝一日将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呢？如何否认这些行为将要影响他们要做出的某些基本的决定呢？疾病总是既结束了罪恶又结束了美德。

雅尔塔的事情就是如此。

人们看到，在那儿会谈的三位国家元首中有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两个月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此人正是被视作西方世界泰坦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63岁。

罗斯福落幕

从北至南，他的影响遍及美国大陆。从澳大利亚沿海到欧洲的中心，处处闪耀着他的影响。一个这样的人杰，以及他所承担的义务，都使人有理由询问他的情况。是他希望举行这次最高级会谈的，他争辩，骂人，方才得到，而战斗却还在继续着。最高级会谈来了。但是，他果真还有面对这次会议的智力和体力吗？

1945年2月3日，会谈前夜，距雅尔塔最近的萨基机场上，跑道被冻得坚硬如石。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共有700人，运载他们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驾驶员不能指望在附近找到一个结冰不厉害的机场。到处都是一样地严寒。无论如何，飞机得降落。

罗斯福乘坐的飞机12点10分降落，到了机库附近才停下来。他想等候温斯顿·丘吉尔。20分钟以后，英国首相踏上了俄国的土地。当美国总统下飞机的时候，接待小组的负责人美国海军中尉诺里斯·霍顿在场，他看到的情景使他震惊。

一个名叫米克·雷利的警卫抱着罗斯福。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一辆吉普车的特殊座位上，以便使他能够检阅苏联的仪仗队。

举世皆知，总统没有人的帮助是不能走动的。人们知道他曾患过脊髓灰质炎，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已是终生残废。在他庆祝39岁生日的时候，病毒已经侵入脊髓。两天之内，他就瘫痪了，软骨和下肢肌肉强直痉挛。他从此戴上固定脊柱的金属支架。用轻合金制成的假器包住了他的双腿。

1921年，他初入政界的时候，病患已经将他压倒，但他战胜了可怕的疾病发作，于1932年11月就任美国总统。1936年、1940年和1944年11月7日，他三次连任，成为连续十二年生活在白宫的第一个美国人。他是惟一坐在活动椅上而持有这样大的赌注的人。

霍顿中尉与众人一样，知道这些事实。他过去已经见过、接近过罗斯福。另一个原因也证实了他在萨基机场所感到的震惊。

“他的面貌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八年后写道，“脸色难看，布满皱纹，反映出一种极度的疲劳。他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

一个玻璃做成的人，说话声音微弱。他与周围的人是多么的不同。

这些征候，医生看得出来，有时医学上的外行也看得出来，当然，这并不太客观，不能据此作出诊断。但是，某些有经验的医生，当从他们熟识的患者身上发现了这种征候的时候，他们能预感到这些人在以后数日或数星期内将会有疾病的大发作。好像机体就是这样提醒人们注意，它正在受着痛苦。许多严重的病患正是这样警告那些成为目标的人们的，尽管需要正确地解释这些信息。

此外，霍顿中尉注意到罗斯福总统比人们预料的要消瘦得多。宽大的黑色斗篷裹着他，使他更显苍白。当斗篷张开的时候，他们看得很清楚，他的衣服是晃里晃当的。他喜欢穿领口不紧的衣服，这时，用不着解开领子，就能把手伸进去，直至胸脯。他冷得发抖，神情沮丧，仿佛是个影子，显然正在危险之中。

总统最亲近的左右与霍顿中尉有同感。乔治·福克斯就是一个，他在海军当过护士，每天晚上都给总统做按摩。阿瑟·普莱蒂曼也是一个，他是黑人，总统的仆人，替总统推车。

在预定八天的会议中直接辅佐总统的10位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代表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知道，总统乘坐昆西号战斗巡洋舰，在从美国到马耳他岛的海上旅途中，在地中海上，实际上从未离开过卧铺。他平时酷爱侦探小说，在船上读了一大抱。他也翻看了他收集的邮票珍品，但是他却没打开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关于当时世界上领土争执的材料。他感到十分疲倦，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上面去。他在马耳他等候丘吉尔，一道乘飞机去雅尔塔。

他的身体的衰弱没有逃过英国首相的眼睛。“他已经没有他的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后者对左右埋怨说。

然而，在旅途中，却有两个人对普遍感到的不安无闻无睹。第一个是总统的女儿，阿娜·波廷格夫人，她代替罗斯福夫人参加了这次旅行。第二个是海军少将罗斯·T·麦金太尔。波廷格夫人没有注意到明显的事实，倒并不那么令人惊奇，感情常常会蒙蔽理智。但麦金太尔海军少将显得目光不敏就令人吃惊了，他是罗斯福的私人医生。

事实上，美国的总统们习惯上总是把他们的健康托付给陆军或海军的医务人员。“因为这些人既是军官又是医生，”罗斯·麦金太尔在他于罗斯福死后写的一本书中解释道。“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得受军队纪律的管束。人们因此可以相信他们的谨慎。”

罗斯福没有背离传统。他当负责海军的副国务卿直到1920年，他一直念念不忘，就选择了海军的两位代表来负责自己的健康。第一个是他的按摩师乔治·福克斯，这一决定他终生不悔；第二个就是罗斯·麦金太尔，这一选择不那么合适。

因为，如果海军少将对他自1933年起在白宫无意中获悉的国家机密表示谨慎的话，人们可以问问他是否认真地看到或听说将要夺去总统生命的疾病日益严重。如果为他辩白的话，我们可以指出他是个耳鼻喉科医生。

一个好的内科医生，即使不是军人，肯定也可以以同样的爱国热情为美国服务，特别是，他肯定可以更好地治疗那位令人敬畏的患者，延长他的寿命。

无疑，罗斯福总统不是个好伺候的病人。因为他不是一个易于相处的人。许多作家都描绘过这个人物的肖像，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并不一致，但在基本的评价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一头猛兽。

某些人把他表现为一个实干家，现实，坚毅。他们赞扬他自1930年起表现出的勇气，尽管身体残废，他仍向顶峰迈进，并给美国人民以激励。他们把他表现为被他吸收进白宫的知识分子集团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眼中，罗斯福是“新政”的惟一发起者。

新政是在1933年向被严重的金融危机弄得筋疲力尽的美国提出的一次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他是对外政策上的天才的干涉主义者。他在1937年将美国的中立一扫而光，在1941年重新武装了软弱无力的英国，随后又制订了未来的信条大西洋公约。他又把最后两个任期用于反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斗争，同时为后来的联合国组织做了准备。

总之，他是一个巨人。他具有与他所代表的惊人的技术力量相协调的热情，能够战胜，直到忘记来自身体的灾难。

另一些人，描绘了一个不那么卓越，几乎是懒散的罗斯福，他相信自己的嗅觉而不愿打开档案袋。他临阵磨枪，免得白费力气。这些人中，有一个法国人，名叫阿尔杜尔·孔特。他看到的是一个确确实实没有才能的人。一个肤浅的人，他说，一个平庸的学生，一个没有毕业证书的大学生，一个没有生意的律师，他彻底投身于政治，只是由于机会，由于他喜欢赌博。他因为富有而不真正知道钱为何物，所以他在政治中预感到了一个奇妙的领域，他在其中将消耗其战斗的欲望和蓬勃的生气。

“他喜欢排场，”他明确地说，“他在权力中既寻求其本质又寻求其装饰，他具有一种强大的想像力和深刻的舞台感，能够组织奇妙的场面，脸皮相当厚，足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蛊惑人心的宣传，玩票作风也相当浓，以脸皮厚为乐，他从未解决过一个重大问题。”像许多才能超群引人注目的人物一样，他是个迷信透顶的人，喜欢西部片，不满足于珍馐美味，能够在无意中发怒。总之，人们知道他不太喜欢自我修养。

社稷栋梁？心血来潮之徒？历史没有裁断。历史将会裁断吗？历史不会混合这两副面貌吗？有一点是确实的，要想抵抗住罗斯福的魅力，要想让他保持持续的警惕性，要想让他服一剂药，得有点性格才行。人们难以想象罗斯·麦金太尔博士能够与这样一位患者平起平坐。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这医生启程去雅尔塔时表现出那样一种令人放心的平静。

“自我供职直到1942年，”他写道，“总统从未生过病。”如果说他在九年中未曾签署过一份有关他的患者的健康状况的医疗公告，倒是更接近事实。

向白宫呈送的第一份简报写于1943年圣诞节。简报说感冒使总统不能离开房间。感冒恶化，转成气管炎，将会引起肠功能紊乱。麦金及尔宣布他已就此拟定了一项详细的医疗方案。1944年春天，3月、5月和8月，这场好斗的感冒屡屡发作。每一次，麦金太尔博士都更换医疗方案，让大家知道，并且明确指出，对于他那样年纪的人来说，总统的状况极好。

今天，当一个伟大人物频繁卧床，当他越来越多地不在国家事务中露面已无法隐瞒的时候，没人会认真对待那些谈到顽固性感冒的医疗公报。诊断是方便的，却几乎总是掩盖着另一种更令人不安的病症。1944年，在华盛顿，麦金太尔博士乐观的公告并未能欺骗那些接近总统的人。显而易见，他日益衰弱。

秋天，麦金太尔海军少将宣布罗斯福血压偏高，但未告知数字。他将其归之于总统进行的第四次旨在再任的竞选所造成的疲劳。

应该承认，竞选运动令人筋疲力尽。1932年，在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虽是个优秀的管理者，在罗斯福面前却轻若鸿毛。民主党的海潮将他席卷而去。罗斯福在1936年和1940年又以同样的压倒多数当选。但是，在1941年，一旦美国参加席卷欧洲的战争显得不可避免时，民众的热情就开始低落了。

“像以往一样，我们试图袖手旁观，”当时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们拒绝相信我们将被拖进去。伟大的领袖告知全国，这是可能的。他被拖入泥淖，名誉受到损害，被人嘲笑，但他并未失去勇气。”

必须如此，方能唤醒和动员起这个巨大的国家，制订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战争生产计划，为盟国、俄国人、英国人、中国人直至澳大利亚人生产大炮、坦克、飞机和食品，建造最大的舰队和最有效最强大的空军并使之投入战斗，装备相距两万公里的两条战线上的850万士兵。

努力是巨大的，但有争议。许多美国人对强迫他们接受的牺牲表示不满。如果说1932年胡佛抵抗不住罗斯福的话，1944年同在职总统角逐的共和党新优胜者托马斯·杜威就不一样了。他在与横行美国东海岸的诈骗分子们的斗争中以雷厉风行著称。1944年11月，罗斯福仅在终点线上险胜这个顽强的家伙。一场艰苦的比赛。

在罗斯福总统第四次当选的那一天，看到他的人忘不了他行动的艰难，费了多大力气才作完就职演说。他们还记得，罗斯福赢得第四次以及前几次成功所依仗的人，哈里·霍普金斯，情况更糟。

哈里·霍普金斯不仅仅是个心腹谋士，他简直与总统本人一般无二。他是个优秀的卫理公会教徒，美国共济会的高级人士，如同他自1928年就支持的罗斯福一样。他成为他的心腹，取得了他的信任，后者的一切政治选择都是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作出的。

“他们共同培育了一种对救世主义、没有障碍的自由、适宜的世界主义的强烈兴趣。”阿尔杜尔·孔特写道。

霍普金斯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厕身于总统最可靠的合作者之中。他的微妙而困难的使命，特别是与斯大林、丘吉尔、庇护十二和戴高乐将军所打的交道，无计其数。他痛恨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然而，在美国，罗斯福的政敌对他的方法和效率提出异议。他与总统一样，性喜奢华挥霍，这使他成为政治评论家心爱的靶子。他终生成为他为之效劳的伟大人物的挡箭牌。

和罗斯福一样，霍普金斯也是大病缠身。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他的病情的一部分。1936年，他在胃部多次出血之后，做了一次胃手术，手术表明存在着一种癌性扩散的溃疡。胃的部分切除使他的生命为时不久。自1941年开始，每个月医生都说他只能活几个星期了。那是一种少见的病，被称为同色病，起因于机体中含铁过多，无疑是为补充出血而进行的多次输血造成的。这种病使他日渐衰弱，也加重了终于在1946年夺去他生命的肝癌。他周期性地受到可怕的病痛的折磨和消耗，每次他都在惊讶的同伴面前站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又倒下了。他是一团烈火，然而是飘摇不定的烈火。

在萨基机场，1945年2月3日，罗斯福被警卫抱到汽车上。这一天，霍普金斯是被用担架抬下飞机的。在雅尔塔，大多数情况下，他也是躺在担架上进会议室的。两个残废，最后的日子实际已屈指可数，美国总统只比他忠实的助手早死几个月。而迎战斯大林的重任就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斯大林尽管为高血压所苦，却仍然是矫健的。罗斯福的衰弱有目共睹。苏联国家元首早在1941年德黑兰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就亲自对丘吉尔评论过了，那次会议仅仅涉及采取何种军事手段削弱德国军队的抵抗。但是人们怀疑他是否知道正在摧残美国总统的疾病的性质。他知道罗斯福为战后着想，迫切希望在政治方面补充德黑兰会议在军事方面的收获，于是就从损害总统健康的不可避免的衰弱中大捞好处。

请看事实。伊朗最高级会谈八个月之后，也就是1944年7月，富兰克林·罗斯福鼓吹第二次最高级会晤。他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艾夫莱尔·哈里曼建议在一个与华盛顿和苏联首都距离相等的地方会晤，当时提出的是苏格兰的北部。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避而不答。他以伊朗方面的理由回避这次旅行：“德黑兰会谈之后，我耳朵疼。我的医生认为任何乘飞机的旅行，任何气候的变化，都将对我有最坏的后果。”

1944年整个夏天，罗斯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建议了其他适于召开他所希望的这次会议的地点：雅典、塞浦路斯、康士坦丁、耶路撒冷、萨洛尼卡。每一次斯大林都搪塞了之。他提出了他不能出国的理由，因为他本人指挥着对德的军事行动。罗斯福坚持到1944年10月，正是他与杜威的竞选白热化的时候。这一次，他派霍普金斯去莫斯科，建议罗马或马耳他。斯大林等到11月，罗斯福再次当选，他才回答道：“敖德萨。”

在华盛顿，总统的亲信哗然。旅途远至黑海，对总统来说是一场苦难。罗斯福犹豫不定。这次，斯大林又建议：雅尔塔。作为恩典，他不过让对方少走了区区若干公里。于是，罗斯福让步了。会晤最后定于1945年2月。

当扑克手或拳击手看到对手软下来的时候，常常会采取斯大林在这场角斗中的这一手。扑克手们虚张声势，拳击手们总是引逗对手远离场地中心。在这两种情况下，目的都是一个：进一步消耗对手，以便更稳妥地给以致命的一击。苏联国家元首善于等待时机。

1944年底之前，他一直作出不同的回答，并不害怕罗斯福失去总统的位置。公民感和爱国心不允许美国人在战争期间有一场真正的国内政治危机。他在地点上讨价还价，迫使罗斯福去就他，从而赢得了七个月的时间。他不想在健康方面冒任何风险。相反，这七个月却严重地损害了罗斯福的健康，他的体力在1944年7月至1945年2月之间确确实实是消耗殆尽了。何况，昆西号是一艘防护良好但不舒适的战舰，乘坐它在无尽的冬季穿越大西洋和地中海，也是一场严酷的考验。而从马耳他到雅尔塔的飞机也是困难的。当时，谁也估量不出这几个月中罗斯福健康毁坏的程度。在这方面，那里的医疗技术是不大有效的。

直到1970年，人们才知道了这种逐渐摧毁罗斯福的疾病的名称。这一年，美国医生霍华德·G·布鲁恩在本国一份有巨大声誉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文章。

他在论文的开头指出，他于1944年3月作为会诊医生被召入白宫，协助罗斯·麦金太尔海军少将。这个决定是在罗斯福夫人的坚持下作出的。他首先注意到，过去人们经常否认是疾病减弱了美国总统的工作能力。后来他感到惊奇，罗斯福死后，还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死后，平常保存在华盛顿附近贝塞斯达的美国海军医院的两位总统的所有医疗资料，都不翼而飞了。但是，他本人保存了有关他的患者的医疗资料，足以使其病历复原。

布鲁恩博士指出，罗斯福多年以来就患有动脉硬化。这种病起因于动脉组织变硬，其特点是血管内膜中非晶质脂肪增多。增多始于膜的内层，附带引起弹性纤维的增生和加厚，以及被称为结蒂细胞的萎缩，最后引起钙化。这种病对大中血管危害尤重，例如主动脉，连接心脏和大脑的动脉和四肢的动脉，最后可以引起阻塞。

这种病同人类一起诞生。它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到处肆虐，因为它并不放过儿童。

动脉高血压是这种病的最初征兆之一，再加上由胆固醇引起的障碍，胆固醇是一种血液细胞中的脂肪物质，同时还有视网膜血管变质，这在检查眼底时可以看出，患有这种高血压症的人就是心脏并发症或脑血管并发症的真正候补者。这正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情况。

1944年3月，布鲁恩博士连续测量了患者的血压，动脉血压太高：高压185毫米汞柱，低压105毫米汞柱。在欧洲，许多医生还以厘米而不以毫米为单位，那就叫做“18.5和10.5”。如果能够说血压有平均数的话，那么在国家元首那样的年龄，正常的平均数应该是140/70。

心电图上，“T”波深度颠倒，也表明罗斯福已经有了并发症的初期症状。左心室关闭不全。这说明心脏衰竭已有多年，已不能减缓动脉血的压力的增加。动脉硬化，血管中胆固醇积存，硬化板和部分阻塞血管的隆起增加。为了对抗这种压力，向全身供血的左心室增大了收缩的力量，心肌劳累而顶不住。向动脉供血减少。心室因为能倒空血液而扩大。

为了控制这种病变，人们通常使用抗凝血剂和利尿剂，使血液稀释流通，特别是谨慎地使用强心药。布鲁恩提出方案，主要是卧床休息和使用毛地黄，总统只是部分地接受了。

毛地黄是当时经常使用的强心药，可以改善心室关闭不全。几天之后，罗斯福可以起床了。

但是，1944年5月26日，他又为新病痛所苦。布鲁恩诊断为胆绞痛，起因于胆固醇过多，他通过照相发现胆囊为结石堵塞。

1944年8月15日，新的警报。在一次游览太平洋的时候，罗斯福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心肌梗塞。一个血块堵塞了冠状动脉。这次堵塞形成了一块至少四平方厘米的坏疽，伤及心脏。镇静药平息了疼痛，强心药使节律障碍和休克状态消失。此外，罗斯福总统使用抗凝血剂，也许还有抗维生素K，这是当时的新发现，其作用是减缓血块的扩大。

虽有布鲁恩博士的诊治，1944年11月18日，病人的动脉血压还是危险地上升了。病人卧床时量取的血压是260/150。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

以上是1944年使总统衰弱的病变的枯燥描述。就是这些严重的病痛被麦金太尔博士称为“反复出现的感冒”。在这些贯穿着病痛的岁月中，美国总统为使他的国家进行战争努力，领导美国国内事务，进行旨在连任的总统竞选，试图使斯大林愿意接受最高级会谈。人们难以明白为什么布鲁恩和麦金太尔竟让一个病势如此严重的患者进行将其带至雅尔塔的这次可怕的旅行。

布鲁恩博士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英国医生哈罗尔德·希海恩发表了一个直言不讳的看法：“很明显，罗斯福总统处于疾病的晚期。我们看到一个垂死的人，大为惊讶，他本该有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在他那样的健康状况下，冒雅尔塔之险是个严重的判断错误，系罗斯福先生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对于责任的牺牲精神所致。”

温斯顿·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朗勋爵与这位英国首相寸步不离，每当有机会接近罗斯福总统时，他总是仔细观察他。在一本有关他自己的患者的书中,他没有隐瞒美国国家元首到达雅尔塔时给他留下的悲惨印象:

“在一个医生看来，总统像是一个病人，一个病势沉重的人。他有着脑动脉硬化的一切征候，而且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我认为只能活几个月了。但是，当人们不愿意看的时候就成了瞎子，这里美国人不能想像他们的总统已经完了。他女儿不认为他真的病了，罗斯·麦金太尔支持她。我们启程去雅尔塔的前一天，我收到了罗杰·李发自波士顿的一封信，他是美国医学院和美国医学协会的前主席，他说：‘八个月前，罗斯福有过一次心脏关闭不全。’心脏充血当然有不同的程度，但罗斯福还有肝脏充血，还有呼吸困难。死后的检查肯定会表明所有器官都出现了充血。”

罗斯福将会因动脉高血压引起大规模脑溢血而倒下。好几条血管同时破裂。一种这样规模的激变是不会没有前兆的。在罗斯福身上，前兆是存在的。许多见证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发现和分析这些征候是微妙的，在当时无疑也是困难的。这些征兆组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阿尔瓦兹莱兹病”。

沃尔特·克莱门特·阿尔瓦莱兹是一位医生，1884年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圣弗兰西斯科。他研究了一系列细小但令人不安的征候，因为他注意到这些征候常常在发病前出现。他发挥了一种罕见的科学家、分析家、统计学家的才能，反复进行验证，最后确立了关于这些频繁发作和表现的实验程式。他的同行于1966年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卓越观察。

在大脑中，血管里不易察觉的变化和微动脉瘤的破裂形成了病灶。在别处，人们知道这叫做小发作。这些突然的发作很微小，然而是实实在在的。它产生了大量的微小的脑坏死，即黑点一类的东西。大脑中任何部位均可受到打击。根据发病的位置不同，病人的某些机能可能受到干扰，某些感觉消失。病人因此发生供氧不足，暂时贫血或血管痉挛，形成轻微眩晕，或动作失调，语言障碍，神经麻痹。脾气也会变坏。写字也会不清晰。常有莫名其妙的疲倦，精神恍惚，头昏眼花，感觉错乱，神志模糊。因其性格开朗、彬彬有礼而受到某些人赞扬的人会突然变得内向孤僻。

心脏病医生在心电图中未发现任何可疑现象，神经科医生在电脑造影中也是如此。因为患者在两次微小的发作之间很快就恢复了受到障碍的能力。许多医生忽视了或不明白这些征候。在那些敏锐的医生中间，有些人由于不知道这种病的特点，而把这些发作称为“歇斯底里的表现”或“精神与身体障碍”。有些人就直说是感冒症状，因为这些微小的发作伴有轻微的热度。多数受害者是衰老的人，姑且可以称之为老年歇斯底里。像罗斯福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也是受害者之一。温斯顿·丘吉尔也是。据他的心脏医生米亚斯尼科夫说，约瑟夫·斯大林亦然。

在某种程度上，阿尔瓦莱兹病是一个尖兵，常常预示着在或长或短的期限内将发生一次严重的中风。对于查阅了罗斯福的病历的神经科医生们来说，怀疑是存在的：患有阿尔瓦莱兹病的证据很多。

首先，总统的字体改变了。笔迹学并非像某些外行人想的那样，是一门根据写字了解一个人性格的艺术。许多神经科医生利用它来掌握患者身体衰弱的演变。他们从中可以看出衰弱的迹象，这在动脉高血压严重的情况下是常见的。在阿尔瓦莱兹博士之前，弗拉基米尔·高特利伯·埃利亚斯伯格，一个在美国行医的德籍神经精神病医生，就已经试验过这种分析方法了。1953年，他想到观察和比较罗斯福总统在若干年内的笔迹。

“远在雅尔塔之前，”他说，“笔迹已经大变。它似乎像是帕金森病患者的笔迹，或者，它像大脑血液流通障碍患者的笔迹。人们思索着，总统是否应该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之前引退，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否利用了罗斯福的病。”

笔迹的变化没有逃过罗斯福夫人的眼睛。麦金太尔在她的追问下，不知如何解释，就否认明显的事实，但这并没有使国家元首夫人安心。

据罗斯福身边的人说，他本人也对这种表达他的思想的物质困难感到烦恼。有时，要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使他要费很大力气，而不得不终于放弃，进行口授。然而，照麦金太尔海军少将看来，这是由于年龄的缘故。有谁能怪他的盲目呢？

病人很少能自己估计自己的状况，要由他们的医生做出估计。罗斯福的病太严重了，不能再动员起必要的精神力量，不能像他在患脊髓灰质炎时那样非常成功地抵偿所发生的障碍了。

其他早期征候也表明阿尔瓦莱兹病越来越严重。他的这种病表现为脾气改变，嗜睡，智力混乱，记忆力减退，思想不连贯。而这些都始于1943年。

莫朗勋爵报道说，在这一年于德黑兰举行的第一次高级会谈中，美国国家元首已经不能积极地活动了：“在他应该集中精力的时候，他却变得奇怪地暴躁易怒。如果某件事情需要他三思的话，他就改变话题。他并且失眠了。”

温斯顿·丘吉尔的医生补充说：“哈里·霍普金斯，由于本身受到癌的侵袭，在德黑兰会议上，也不能对他的老板的衰弱做出客观的判断，他对他说：‘总统在会上是无能的，人们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而他的回答很糟糕。’”

最后一种迹象说明，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阿尔瓦莱兹病经常发作。他神志模糊，多年的梦想缠绕着他，而且改变了性质，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烦恼：成为和平的缔造者，以这样的名义被载入史册，比凯撒更伟大，比苏格拉底更明智。他翻来覆去地讲这些东西。他反复说，达到长久和平的惟一途径是建立联合国组织。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急忙把他的话传给教皇庇护十二世。

美国和苏联将通过积极的参与使其具有可笑的国联所缺乏的权威，国联是他的遥远而不幸的前任威尔逊于1919年出于同样目的提出的。这一行动的宽宏却被一种仇视所破坏：“必须做到两点：粉碎结成联盟的德国和日本，阻止斯大林对希特勒可能向他提出单方面媾和的诱惑让步。”

这种对于政治和战略现实的错误判断使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吃惊。因为，如果说希特勒希望在1944年有这样一种停战的话，他也将从西方盟国方面得到，以便将他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与红军的战斗中去。从1941年起，他就不隐瞒这一点了。他将真正的敌人放在东部。

神志模糊的第二种表现是，罗斯福加重了判断对手的错误，特别是对斯大林。克里姆林宫主人的人格令他着迷。他欣赏斯大林，认为对方也一样爱他。他甚至说人们可以完全相信他：“我相信，如果我给他我所说能给予的一切，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的话，出于礼貌，他将不会试图呑并任何东西，而接受与我一道为一个民主和和平的世界而奋斗。”

为了使苏联元首同意他的看法，他自认已准备好多作让步。

“世界的瓜分将是很简单的，”他对斯佩尔曼大主教说：“远东归蒋介石，他在我们的帮助下统治中国。太平洋吗？归美国。非洲？归英国，因为有通往印度的航道。欧洲，归苏联。我希望斯大林进入欧洲时不要显得太粗暴。他肯定会要求巴尔干国家、芬兰、比萨拉比亚、波兰的一部分。我跟他比跟丘吉尔合得来，丘吉尔是理想主义者，斯大林是现实主义者，跟我一样。这样，在我们之间基于现实主义的彼此赞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为了这种幻觉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严厉地批评晚年的美国总统。他们认为，他那时在对外政治方面已经没有看法了，只有几条模糊的建立在幻觉之上的行动原则。

医生不了解政治内幕，但是了解精神混乱的原因。按照他们的看法，也许应该把罗斯福晚年所干的大部分蠢事看做是体力衰弱和难以控制自己思想的结果。当一种严重的疾病损坏了一个结实的机体时，人常常能战胜痛苦，增强自卫的能力。甚至有时候，当病痛过去后，他还能得到好处，好像病痛刺激了生命的本能，好像它还能造福于病人似的。当死亡的过程折磨一个疲惫不堪的病人的时候，情况却正相反，衰弱从此加速。

斯大林为了接待他的异想天开衰弱不堪的来访者，并不吝啬。他为他打开海岸上最漂亮的宫殿——利瓦吉亚宫，一个三层的大蛋糕，用金黄色的石头砌成，坐落在林木繁茂的花园之中，是神圣俄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夏季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每天举行一次全会，以减少使美国总统痛苦的移动。

鉴于他的残疾，人们安排他住在一层，麦金太尔博士和哈里·霍普金斯的房间在国家元首的房间两侧，而霍普金斯也是个长期卧床的病人。家具笨重而结实，是向总后勤部借用的，由莫斯科运来。还有镶在涂了金色的粗笨画框中的巨画、铜灯、桔黄色的丝灯罩、布卡拉的地毯。三节车皮运来了16吨鱼子酱，其他车皮运来了战时俄国尚能生产的最好的菜肴和最丰富的烧酒。

斯大林住在两公里以外的科列兹别墅，陪着他的有警卫、厨师西达尔·基里洛维奇和饮料总管李维特，他让温斯顿·丘吉尔住在更远些的沃隆佐夫别墅，这就限制了英国人和罗斯福之间的私下会晤，因为他将被迫从科列兹别墅的窗户下面经过。

当美国总统带着他的400人的随从、外交官、军人、顾问、贴身打字员、个人仆役，那些菲律宾人，在萨基机场降落的时候，一切准备就绪，擦得锃亮。利瓦吉亚宫中的桃花心木护壁板和改做会议室的舞厅甚至打了蜡。

克里米亚会谈在政治上如何，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们已经描绘过了。它确实产生了一个联合国组织，但不完全是罗斯福想的那样。它肢解了战败的纳粹德国，划定了盟军的占领区，规定了德国人赔款的数目，确定了战犯的命运。波兰、南斯拉夫和东南欧国家的边界也划定了。关于海峡和世界上其他水道的协议也签订了。作为对日宣战的交换，满洲铁路、萨哈林群岛、千岛群岛，通往远东的一些路口都向苏联开放，这将使它的影响波及亚洲的一部分。这是一些搅乱政治地理的钥匙。

现在，人们知道了，在长达八天的交易中，罗斯福的病对会谈起了多么重大的影响。

第一天的会谈只进行了2小时40分钟，但是在此之前，各代表团会商了5个钟头，以后每天如此。在那160分钟之间，斯大林在摊在他面前的纸上画狼，丘吉尔抽了大量雪茄。罗斯福总统在会议开始时是热忱的，甚至是开朗的，但渐渐不支，竟至心不在焉。他只是在请两位大人物吃晚饭时才又活跃起来。大勺大勺的鱼子酱，新奥尔良式烤鸡、肉末、通心粉、罐头水果。干了12次杯。斯大林只喝他自己那瓶里的伏特加，实际上掺了大量的水。

丘吉尔举杯祝愿“百年的和平”，而罗斯福则祝愿“尊重小国的权利”。安慰人心的祝愿，此后的岁月证实了这一点。那天晚上11时，罗斯福去霍普金斯房中道了晚安，后者在会议开始后就离开了会场，躺到了床上，癌症使他很痛苦。随后，罗斯福穿着灰色套衫躺下了，嘴上叼着雪茄，手里拿着本侦探小说，他也矇眬睡去。“一个生病的老人！”温斯顿一回到沃隆佐夫别墅就喊道。而他却长罗斯福八岁。

第二天，开了3小时45分钟的会，英国首相证实了他昨夜的看法。三个巨人，顾问，总共20人围坐桌旁，不是在会谈，他们好像在断断续续地闲聊。主持讨论的罗斯福过于随便，过于冷漠。“简直是随随便便！”丘吉尔嘟囔着，越来越恼火。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2月11日。通常是注意力集中一个小时后，罗斯福就不行了。他的思路就分散了，一阵阵的分心使他糊里糊涂。而斯大林却是聚精会神。他在混乱中找到了掩盖着僵局和可以预见的困难的道路。那一天，他们在雅尔塔决定德国未来的命运，军事占领，赔款数目及其首领的命运。

次日开第三次全会时，罗斯福总统好像休息过来了。壁炉里的木柴熊熊燃烧，烤得背上暖烘烘的。罗斯福的眼睛在单眼镜后面闪动着，他开始说话了。他曾与丘吉尔共进午餐，与他一起决定了波兰及波兰边界问题的策略，特别是关于他如何设想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然而，轻松很快即告瓦解。斯大林抵抗着，口气越来越强硬。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声音冷淡，低垂着眼睛，视罗斯福的梦想为乌托邦，他更喜欢一种三国之间的坚实的同盟，以便在将来避免一切重大冲突。他明确拒绝重新考虑他对波兰一事的立场。

晚上，罗斯福总统和女儿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感到不适。动脉血压上升到300/170，情况不妙，需要紧急护理。麦金太尔忙起来了。无论怎样按摩，乔治·福克斯也不能使患者的肌肉松弛下来。利瓦吉亚宫中的夜晚显得格外漫长。

斯大林是个变换手法的专家，既是外交家，更是战略家。他冷一阵之后又热一阵，第四次会议一开始，他就使罗斯福总统喜出望外。他考虑过了。他大体上接受罗斯福关于未来联合国的建议。接着就讨论了五个小时。罗斯福开始时还轻松，像个会谈中的美国总统，接着，精神开始涣散，麻木，表现出不可解释的冷漠。

丘吉尔甚至注意到罗斯福有好几次打瞌睡。他递给他文件，而这位美国人并不看。英国人发怒了。晚上，他对他的医生莫朗说了。但是，他弄错了这些迹象的性质。他不知道这些迹象说明罗斯福已被疾病压垮了。

第五天是克米亚会议最重要的一天。那一天，苏联同意对衰弱不堪的日本宣战。罗斯福想爱惜美国人的生命，坚持加强对日本列岛的轰炸。他希望美国飞机的起飞基地设在西伯利亚的堪察加，届时苏联军队要保证对日本列岛的清理，参加战斗。作为交换，他准备就苏联人对亚洲的野心进行谈判，斯大林长期以来就渴望打进这个地方。

全会开始前一个半小时，交易在罗斯福的办公室里秘密达成，而丘吉尔并未被召去。两个国家元首身边只有四个人：罗斯福有艾夫莱尔·哈里曼和波伦，斯大林有莫洛托夫和巴甫洛夫。30分钟以后，正式会议开始。

丘吉尔心情苦涩，他感到了大不列颠从此只是个二流强国，世界的控制权已经易手，而罗斯福却神采焕发。快乐使他变了一副模样。星期四这一天，尽管连续开了四小时会，血压还在升高，美国总统坐在绿色的桌毯前没有瞌睡。联合国的组织确定了，波兰的命运决定了。东欧的命运亦如法炮制。

主要的会议结束后一小时，斯大林向两位客人和两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打开了科列兹别墅。一声铃响，21点了。厨师科里乌其科夫使出浑身解数。他预备上20道菜。一次王家气魄的宴会。大量的灰鱼子酱，桌上摆满汤和肉，腌鱼、熏鱼、水果、伏特加、白兰地、又甜又酸的香槟。干杯达45次！凌晨1点钟，罗斯福面色苍白，筋疲力尽，请求告辞。这样才结束了这次惊人的晚宴。

2月8日夜里的这次放浪的宴会，无疑是罗斯福参加而终席的最后一次宴会。有些人认为，这种放纵无论如何也加速不了那不可避免的后果，据他们看，还不如说死亡的过程早已开始。

2月9日，没有活动，只是拍了一小部影片，拍了几张正式的照片。10日，罗斯福疲惫不堪，形容憔悴，目光呆滞，说要回美国了。“他准备撒手了!”丘吉尔十分恼怒，他始终看不到生理上的衰竭已吞噬了美国总统。

11日是星期天，最后一次全会定于中午举行，以最后确定文件。在此之前，罗斯福乘坐特别的吉普车在利瓦吉亚宫前面的花园兜风。这时，他显得焦躁不安，什么事情都使他激动、生气。他感到末日来临了。秘书们准备好公报让他签字，三巨头于12点50分走到桌前。三个小时之后，他们道了别。

斯大林为客人准备了礼物。“还是鱼子酱、香槟酒、伏特加、熏鲑鱼、鲱鱼、黄油、柑子、橘子。”孔特说：“罗斯福送给他黄香烟、巧克力、电动刮胡刀、罐头果汁。”还有送给红军英雄的一大把美国勋章。雅尔塔会议结束了。

苏联国家元首留在科列兹别墅里。第二天，他乘火车离开了克里米亚。

温斯顿·丘吉尔得等着罗斯福，他们要从公路去塞瓦斯托波尔港。英国首相对美国总统的友谊没有抵抗住八天会议的烈火，他冷冷地告别了罗斯福，扔下他，自己上了英国轮船“弗兰克尼亚”号，驶往英国。

在出发的混乱之中，在随从的匆匆行色之中，罗斯福意识到了英国首相的失望吗？他还能注意到什么东西吗？他现在是随波逐流。警卫米克·雷利把他抱上车，麦金太尔博士和女儿波廷格夫人已在上面了。

在塞瓦斯托波尔，人们把他升上旗舰凯考克丁号，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就靠这艘旗舰与白宫保持联系。舰长C.O.孔博全身披挂，举行了一次美国式的晚宴。他使得舰上出现了一点家乡的气氛。但是，罗斯福像一只瘦鸟一样地摇着头，对这些敬意和关切一无所感。黑海舰队的乐队接到斯大林的命令，他的女儿和麦金太尔上了岸。罗斯福受不了喧闹。他疲惫不堪，为疾病压倒，躲进了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舱房里。

他永远也见不到他用尽全身之力呼唤的和平了。为了它，他一直来到这遥远的俄国土地。他将不能完全衡量他在这块土地上送给或丢给斯大林的东西的重要性。他也听不到第三帝国最后堡垒崩溃的声音了。六十天之后，在美国东海岸最美的州之一佐治亚州的热泉镇，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响了。他的脑中突然发生破裂，而世界失去了平衡。

来源：《病躯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