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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诊疗的发展日新月异，近年来抗肿瘤新药的应用为晚期胃癌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获益。2022年12月16~18日，“2022 CSCO胃癌专家委员会学术年会”于上海拉开帷幕。值此盛会，医脉通特邀大会主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李进教授分享对胃癌新药创新的相关见解，并就我国未来抗肿瘤新药的研发进行展望。

专家简历

医脉通：本次年会中您作为主讲人汇报了《胃癌新药临床研究现状与未来》，而作为异质性极高的肿瘤，胃癌的临床用药选择与其他瘤种相比较为有限，您认为在克服胃癌异质性方面，哪些研究方向值得我们关注？

李进教授：众所周知，在胃癌的治疗中，尽管化疗方案在不断改进，近年来靶向治疗也逐渐走向临床，但晚期胃癌的生存情况依然不尽如人意，中位总生存期（OS）一直难以跨越24个月这一门槛。而与胃癌相比，结直肠癌、肝癌等过去同样极为棘手的消化系统肿瘤，其患者生存情况均在近几年获得了极为显著的改善。究其原因，胃癌的异质性是重要因素，这不仅导致临床上难以准确寻找胃癌的治疗靶点，同时还使得胃癌相关临床研究的开展极为艰巨。

结合精准治疗的理念，在克服胃癌异质性方面，目前我们已有多种具备可行性的解决思路。例如，HER2是晚期胃癌治疗中的重要靶点，HER2阳性患者约占晚期胃癌患者的12%-15%，针对此类患者，多中心III期ToGA研究表明，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可实现显著的临床获益，HER2强阳性（3+）患者OS一举突破了1年大关，达到了16个月。这一探索奠定了HER2阳性胃癌患者目前的治疗格局，为患者带来了更好的临床效果。在近期的探索中，我们又发现，HER2阳性患者应用曲妥珠单抗+化疗+免疫治疗的“化免靶”联合策略疗效良好，这一探索方向目前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登上了今年的ASCO年会。

除了HER2，Claudin 18.2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靶点。以Claudin 18.2为靶点进行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研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我们中心开展的以Claudin 18.2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相关研究也展示出了获益趋势，我认为这一方向的相关探索值得期待。

此外，胃癌的异质性还体现于NTRK、c-MET、FGFR、KRAS等靶点，这其中的某些靶点近年来也有令人振奋的研究结果出炉。总之，针对胃癌的不同驱动基因，我们目前已经有了相应的“武器”。而如何更好地运用这些“武器”，是值得临床医生深思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瓶颈，也是一个突破点，未来临床应积极对患者进行靶点筛查，为患者准确提供相应的靶向治疗，真正让患者进入靶向治疗时代，让患者得到最佳治疗。

医脉通：人工智能与数字医疗正成为医疗界的新浪潮，您认为这些新理念将会为肿瘤的创新治疗带来哪些改变？

李进教授：人工智能和数字医疗在当今社会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不仅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有效工具，也是降低医疗工作者工作强度的重要技术。我们知道，在肿瘤的治疗过程中，临床研究是基石所在，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在临床研究中大放异彩。

以临床研究的开展为例，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等检查报告，当指标值异常时，研究者需要判断患者是否发生不良事件（AE），以及该AE的级别、是否与治疗相关和严重程度等。在承担较多临床研究工作的科室中，上述判断过程可能每天要占用医生2-3小时的时间。而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我们改进了这一评判方式。系统可以在非工作时间自动抓取相应数据，并结合预设的判断条件分析患者是否发生AE以及AE的具体情况，医生只需要在工作时间确认判断结果即可。此外，系统可以根据医生的确认情况更新判断逻辑，通过这一系统，医生判断AE的时间从几小时缩短至10分钟，在减少医生工作负担的同时，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并提高了研究的质量。

再如肿瘤疗效评估，在过去，肿瘤疗效评估需要医生借助测量工具，准确测量肿瘤尺寸，再经过一系列的复杂计算，将结果与既往的结果进行对比，最终明确治疗的疗效。而现在得益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持，医生只需要在第一次读片时锁定靶病灶，系统会自动测量肿瘤病灶的尺寸，并基于测量结果与既往的靶病灶进行自动对比，从而迅速准确地进行肿瘤疗效评估。

此外，在临床研究的开展过程中，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极为耗费人力与时间。要将临床研究的数据准确又安全地录入医院电子数据捕获系统（EDC系统），离不开大量临床协调员（CRC）的支持。为保证录入数据的准确性，在录入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安排双人录入，并在录入后进行人工审核。而现在基于新技术平台开发的系统，可以实现与医院信息系统（HIS系统）的单向连接，在节省人工的同时保证了医院临床数据的安全性。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与数字医疗等新技术可以压缩研究成本，减少工作负荷，并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作为未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我们医疗领域应更加重视这些新技术的应用。目前通过人工智能筛选靶点、预测药物疗效等策略已经在实施过程中，要实现肿瘤患者乃至所有患者的更佳生存获益，我认为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医脉通：纵观整个肿瘤治疗领域，我国抗肿瘤新药和新疗法的研发尚逊色于发达国家，您对未来中国抗肿瘤新药和新疗法探索有着怎样的期许和展望？

李进教授：现在我国的生物制药企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的确存在一些差距。但我们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能妄自菲薄，目前我国的PD-1单抗和ADC药物在国际上都有一席之地，也得到了认可。要进一步缩小这一差距，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

首先，靶点选择。我国的化药合成水平在全球位居前列，但靶点筛选的能力尚显不足。如果可以通过上文所述的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靶点筛选研究，并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结合我国的化药合成技术，必将为我国的抗肿瘤事业贡献新的力量。目前部分国际制药公司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但如果我们奋起直追，那我国有很大希望实现换道超车。

其次，ADC药物。ADC药物目前已成为抗癌研究的热点，这其中，T-DXd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所在。高达8个的载药位点使其具备独特的抗癌优势，近期的多项研究均提示该药物的疗效良好。相比之下，我国的ADC药物疗效略逊于T-DXd，然而术业有专攻，我国的产品肺毒性较低，对既往存在肺部病灶或肺炎的患者更为友好。这种差异化是我国新药研发工作发展的基础，也是巨大优势之一，目前我国已有三项ADC药物实现了对欧美国家的授权转让。

最后，细胞治疗。我国在细胞治疗领域已深耕多年，目前无论是CAR-T、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嵌合抗原受体NK细胞（CAR-NK）还是T细胞受体工程化T细胞（TCR-T）治疗，我国的研发水平在全球均名列前茅。目前我国的细胞治疗相关研究数量远超欧洲所有国家研究数量之和，因此我认为抗肿瘤药物的下一个重大发现很可能诞生于细胞治疗领域。

尽管受限于脱靶效应和异质性等因素，细胞治疗目前的主要应用场景依然为血液肿瘤，但近年来针对实体瘤新靶点的探索颇为振奋人心。针对部分新靶点的治疗获得了可观的疗效，且安全性可控。目前我们中心也有相关研究开展，且分析提示患者的获益趋势明显，希望未来研究结果的公布可以为患者带来更多的治疗选择。

此外，我认为抗肿瘤新药和新疗法的研发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任何创新都离不开坚实的基础研究。希望医药研发企业可以和医疗行业以及高校同心协力，从靶点选择、ADC药物和细胞治疗这“三驾马车”入手，共同助力我国的抗肿瘤事业走向世界，实现换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