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共识将在《器官移植》杂志2023年第14卷第一期发表）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控制中心

自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改变了医疗卫生的工作格局[1]。疫情传播、防控和新冠病毒从供者传播到受者的潜在风险及其不确定性等，对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带来严重影响和巨大挑战^[1-3]。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使用来自新冠病毒感染的捐献者非肺器官（肾脏、肝脏和心脏等）似乎是一种安全的做法，无论在获取时是否存在症状，传播的风险都很低[3-5]。目前暂无新冠病毒通过血液传播[6]和捐献器官通过移植传播的直接证据[3,4]。为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形势的变化，积极推进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依法依规科学规范开展，最大限度满足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移植就医需求，保障人民健康，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应急司的指导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相关专家，结合我国新冠病毒感染流行形势及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的临床实践，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及临床研究证据[3, 4, 7, 8]制定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DCD）“新冠病毒感染者器官捐献专家共识”，旨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捐献器官的获取和应用提供建议，供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者参考。由于有限的证据，共识尚存在不完善之处，随着对于新冠病毒感染认识的不断深入，捐献与移植工作经验的积累及时修订和完善。

一、我国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及捐献器官分配的相关政策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简称国务院联防机制）2022年11月11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二十条”）[9]和2022年12月7日下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条”）[10]，对疫情防控政策作出科学调整，新冠病毒感染防控进入新阶段，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11]，国务院联防机制综合组下发《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12]，将新冠病毒感染纳入传染病“乙类乙管”。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继续流行，社会人群中普遍存在新冠病毒感染者，推迟新冠病毒抗原/核酸检测阳性者逝世后的器官捐献时间，待病毒检测阴性后再行捐献，将导致相当数量医学上适合移植的器官丢失^[1-4]。目前，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hina Organ Transplant Response System, COTRS）要求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简称OPO）在捐献器官分配前上传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检测结果，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阳性的捐献者器官分配不受限制。

二、捐献者感染新冠病毒的临床特点

（一）新冠病毒的流行特点

2019年12月出现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在全球流行，新冠病毒在人群中流行和传播过程中基因频繁发生突变。截至 2022 年底，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关切的变异株”（variant of concern, VOC）有5个，分别为阿尔法（Alpha，B.1.1.7）、贝塔（Beta，B.1.351）、伽玛（Gamma，P.1）、德尔塔（Delta，B.1.617.2）和奥密克戎（Omicron，B.1.1.529）。奥密克戎变异株（Omicron，O) 2021 年 11 月在人群中出现，相比 Delta 等其他VOC变异株，其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显著增强，在2022年初迅速取代Delta变异株成为全球绝对优势流行株。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持续传播，新的奥密克戎亚分支将会持续出现。全球数个月以来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主要为BA.5.2，但是2022年10月份以来免疫逃逸能力和传播力更强的BF.7、BQ.1 和 BQ.1.1 等亚分支及重组变异株（XBB）的传播优势迅速增加，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取代 BA.5.2 成为优势流行株[13]。个体在感染BA.5.2或BF.7后产生的中和抗体，在短期内（3个月）会维持相对较高水平，预期对其他奥密克戎（Omicron，O)变异株分支（包括XBB）有较好的交叉保护作用^[14^,15^]。中国疾控中心2023年1月4日发布信息显示，我国目前本土流行的新冠病毒绝对优势毒株是BA.5.2和BF.7，也已监测到BF.7、BQ.1、XBB传入，但BQ.1和XBB在我国尚未形成优势传播，2022年10月至12月，报告发现本土XBB病例16例，全部为XBB.1进化分支，主要集中在10月至11月，12月仅1例，我国短期内由XBB系列变异株包括XBB.1.5引发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低[16]。目前，未见任何国家报道XBB.1.5致病力增加，无感染者住院比例和病死比例增加的报道，也未见其引起的临床症状与其他O变异株的差异^[1⁶^]。O变异株平均潜伏期缩短，多为2~4 天^[13,1⁷^]。无论哪个种类新冠病毒变异株其传播途径和对人体的损害机制相同，传播途径包括：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经气溶胶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后也可造成感染，国内外证据显示O变异株肺部致病力明显减弱，临床表现已由肺炎为主衍变为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13^,¹⁸^]。

（二）捐献者感染新冠病毒的临床特点

1. 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的定义

在新冠病毒感染之日起14天内，上呼吸道或下呼吸道的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有不可逆脑损伤或符合器官捐献医学标准的循环衰竭者死亡后器官捐献被定义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简称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8]，根据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1⁹^]核酸检测循环阈值（Cycle threshold，Ct）值≥35时，代表此时该感染者的传染性已经很小，不再视为阳性。国际上多项研究已将Ct值≥30时视为低病毒载量，Ct值＜30时为高病毒载量^[²^0,²¹^]。新冠病毒抗原/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捐献者被定义为新冠病毒阴性捐献者。

2. 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的临床特点、诊断和临床分型

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人群指具有明确的原发性不可逆的严重脑损伤（如创伤性脑损伤、蛛网膜下腔或颅内出血、心肺复苏后缺血缺氧性脑病、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等）、使用机械通气、深度昏迷等[22]情况下合并新冠病毒感染，其新冠病毒感染临床特点不典型，与普通人群感染有诸多不同之处，其主观症状无法获取，不可逆性脑损伤及可能合并其他种类肺部感染对呼吸功能等的影响，给临床诊断带来了困难。目前主要是根据实验室检查（鼻咽拭子、肺泡灌洗液抗原、核酸或NGS检测）、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等综合分析进行诊断，往往多为鼻咽拭子抗原或核酸检测和肺部影像学诊断。确诊病例的诊断标准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主要根据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等分为轻型、中型、重型和危重型[13]。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可进行肺泡灌洗液、血以及器官保存液的新冠病毒的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检测，了解血液及器官中是否有新冠病毒，指导对捐献者新冠病毒感染的评估、选择及移植受者选择和移植术后的管理。

3. 新冠病毒感染对可捐献器官的影响

目前已确定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为新冠病毒的主要作用受体^[2³^]，ACE-2广泛分布于全身各个脏器，包括肠道、心脏、肾脏、胰腺、肝脏、肌肉和神经系统^[2³^,24]。尽管新冠病毒主要影响呼吸系统，但现有研究资料多为重型、危重型和死亡病例的研究表明重症新冠病毒感染可影响多个器官[1,18,23-25]。研究发现无论是由病毒直接作用还是感染后的炎症所致，重型、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脉管系统受到损害，由此导致的血管功能障碍（称为内皮病变）可引起凝血，影响人体的各种器官，导致其发生损伤甚至功能障碍[23,24,26]。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器官损害可能多为重型或危重型的炎症反应风暴因子所致，此类患者作为器官捐献者时应慎重。

（1）肾脏

有研究结果证实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病程中肾脏是最易受到累及的脏器之一，肾脏损害和损害程度与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程度相关，大约28%的新冠病毒感染住院患者被诊断为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9%接受肾脏替代治疗，但目前对于新冠病毒是否直接感染肾脏并在肾脏中复制尚存在争议^[2⁶^]。Braun等人[28]的研究发现60%患者尸检发现新冠病毒在肾脏中的积累，同时新冠病毒与患者生存时间的缩短有关。Diao等人[29]对6例死亡患者肾脏活检组织进行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发现所有6个样本的肾组织中都可以看到新冠病毒NP和S抗原，且与新冠病毒受体ACE-2明显共表达。但Golmai研究团队[30]对12名新冠病毒感染伴有2期或3期AKI患者进行了肾脏限制性尸检，通过透射电镜观察发现无病例表现出符合新冠病毒形态描述的明确病毒颗粒，免疫组化也未发现新冠病毒，但提及网络蛋白包被的囊泡与病毒颗粒非常相似，直径<20至<500nm。Sharma等人[31]也进行了10例肾脏活检免疫组化染色均未发现新冠病毒颗粒。有研究显示尿液中很少检测到新冠病毒，即使尿液中检测到新冠病毒，其水平也与肾损伤程度无关[32,33]。这些证据均表明，在轻型和普通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中，新冠病毒基本上在肾脏中不表达，在重症或死亡的病例的肾脏中可以检测到新冠病毒的表达。

（2）肝脏

新冠病毒感染相关肝损伤的发生率为10.5%~69.0% [34]，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中国最大的队列研究[35]包括1099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其中分别有21.3%的患者ALT和22.2%的AST升高，10.5%的胆红素异常。国外迄今为止发表的最大规模的研究报告(包括5700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发现，患者的AST和ALT均普遍升高，比例分别为58.4%和39.0%[36]。大多数研究最初认为新冠病毒不太可能感染肝脏，因为ACE-2在肝细胞中的表达较低。该结论与初始的尸检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均表明新冠病毒一般不会直接累及肝脏[37]。但近来有研究表明ACE-2在胆管细胞中的表达与肺泡2型细胞中的表达相当[38]。Wang等人[39]最近证明，重症感染者新冠病毒可以直接感染肝细胞，最有可能通过替代的ACE-2外受体感染肝细胞，引起明显的细胞病变。这些均为新冠病毒抗原/核酸阳性捐献者捐献肝脏增加了不确定性。Bloom等[40]随访了60例新冠病毒感染住院患者，其中有41例(69.0%)患者在入院时至少有一项肝脏生化异常，在治疗过程中，54例(93.0%)患者的转氨酶高于正常值，但ALP和Tbil升高则很少见。新冠病毒感染合并的肝损伤多以ALT、AST升高为表现，AST异常更常见，而GGT及Tbil升高则较少见。新冠病毒感染合并的肝损伤常发生于重症患者、男性及有基础肝病的患者中，一项美国多中心研究[41]表明，在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中，有基础肝病者AST异常的比例是无肝病者的3倍，同时，其他指标如GGT升高在有基础肝病的患者中更为常见，提示有基础肝病（慢性乙型肝炎、酒精性肝病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者比无基础肝病的患者更有可能出现肝功能异常。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肝功能发生异常概率高于非重症患者，在既往没有肝病的情况下，肝衰竭几乎不会发生，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中肝脏受累可能与新冠病毒感染疾病的总体严重程度相关。

（3）心脏

研究发现心脏是新冠病毒感染病程中最易受到累及的器官之一。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一方面可能与病毒对心肌细胞的侵袭有关，另一方面与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全身炎症反应相关[42]。Lindner[43]分析了39例尸检病例的心脏组织，39名患者中的24名（61.5%）检测出新冠病毒。39例患者中有16例（41.0%）记录病毒载量超过1000拷贝/μg RNA。近期报道的来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尸检结果显示有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局部心肌形态不规则，细胞质变暗，也有不同程度的局灶性水肿、间质纤维化和心肌肥厚，但心内膜和心肌不含炎性细胞浸润，这些变化不足以解释为急性心肌损伤，可能为患者潜在疾病相关的预存病变，如高血压相关的心肌肥厚和过去的缺血性损伤[44]。Wu等[45]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肺和心脏组织中都含有大量的炎症浸润物，提示新冠病毒感染肺部的同时可能会引起心肌细胞的炎症反应，有心血管病史的患者更容易发生由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损伤，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类患者心肌损伤完全是由冠状动脉事件引起的，但不能排除潜在的危险因素使这类患者更容易遭受低氧和细胞因子风暴诱发的心肌损伤的可能性；此外，尸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心包积液，浅黄色透明液体和轻度心外膜水肿，进一步提示心包炎性反应可能是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心肌功能障碍的原因之一。在另一项研究中，Xu等[46]在尸检病例组织病理学中未发现心肌损伤的证据，仅在这些病例的肺部找到少量间质单核炎性细胞浸润，而心脏组织没有实质性损害。得出这种矛盾的结果可能与研究样本量有关。有研究发现[47]，56963例住院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中仅有112例明确或可疑心肌炎，确诊心肌炎比例0.24%，疑似心肌炎的比例0.41%，心肌炎发生率不到1%，因此认为不能因为1%比例不到放弃心脏捐献。总体而言，需要进一步收集更多具有明确心肌损伤病例，以进一步研究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心肌损伤的组织病理学特征。目前尚未有轻型和中型病例心脏损伤组织学证据和通过移植心脏导致新冠病毒传播的病例报道。

总之，迄今为止，除肺部以外的大部分器官被新冠病毒直接感染和损伤的证据有限，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发生的肺脏之外的实体器官大部分损伤多为重症和死亡病例，可能多是感染导致的系统性损伤的结果，而不是病毒本身的作用。

三、新冠病毒感染者捐献器官移植

目前，有关新冠病毒抗原/核酸阳性捐献者进行实体器官移植的研究较少。已有的大多数研究结果均表明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供者并不会增加受者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特别是尚无通过血液和捐献器官通过移植感染新冠病毒的直接证据。最初的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供者发生在未及时诊断新冠病毒感染的情况下，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调查了3起供者来源的新冠病毒感染，这些感染均发生在3名肺移植受者中，另外6名非肺器官移植受者没有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证据。此外，CDC还检查了40起潜在的供者来源的新冠病毒传播事件，但均无证据显示新冠病毒的肺外器官的传播[48]。在本共识编写过程中，收集了近期国内多家器官移植中心应用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器官的移植数据，肾脏移植96例，术前受者均为阴性，在围手术期受者新冠病毒核酸阳性5例（5.2%，5/96），经调查此5例受者术前均有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接触史；肝脏移植49例，术前4例受者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45例受者为新冠病毒核酸阴性，围手术期受者新冠病毒核酸阳性2例（4.4%，2/45）；心脏移植15例，术前受者新冠病毒核酸均为阴性，围手术期无受者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经调查分析，器官移植术后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受者基本可排除由新冠病毒感染者捐献器官带来的感染。

（一）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肾脏移植

克利夫兰诊所回顾性分析了2021年2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的220例死亡捐献（Deceased Donation，DD）来源肾脏移植，并根据有无感染新冠病毒及是否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原因将其分为新冠病毒感染不伴有新冠死亡原因组（59例)、新冠病毒感染伴有新冠相关死亡原因组（56例）、新冠病毒阴性组（105例）三组，移植后均未采用瑞德西韦等预防性治疗，其研究表明移植后新冠病毒感染率（新冠病毒感染不伴有新冠死亡原因组13.6%，新冠病毒感染伴有新冠死亡原因7.1%，新冠病毒阴性组15.2%，P=0.89）和从移植到新冠病毒感染诊断的时间没有显著性差异[49]。该中心在先前的病例报告中已有类似的结论[50]。有研究回顾性分析了UNOS数据库中的27294例肾移植受者资料，发现其中281例捐献者在移植前14天内新冠病毒感染，供肾移植后结果表明新冠病毒感染组无受者死于新冠感染，而新冠病毒阴性组511例死于新冠感染[5]。此外，多个临床病例报告也表明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并不会增加受者移植后感染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8,51^，52^]。克利夫兰诊所的[48]研究显示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和阴性捐献者供肾移植后受者死亡率、移植物丢失率、DGF发生率、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住院时间、30天再入院率、血肌酐水平等均无显著性差异。一项使用SRTR数据库进行的回顾性研究分析了555例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供肾及同时期的30822例新冠病毒核酸阴性捐献者供肾的移植后结果，表明6个月内移植物存活率相当（阳性95.5%，阴性95.3%），DGF率接近，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显示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供肾移植调整后移植物丢失风险为0.91(0.49-1.69)，捐献者新冠病毒感染状态与移植物存活率无关[8]。

（二）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肝脏移植

Schold^[⁸^]统计了SRTR数据库自2020年3月12日至2021年8月31日的移植受者资料，发现新冠病毒阴性捐献者的10860例供肝脏移植受者1.35%有新冠病毒感染死亡原因，而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的147例供肝移植受者中没有报告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Romagnoli等^[⁵³^]进行了10例由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供肝给10例新冠病毒既往感染或感染症状缓解等具有新冠病毒免疫的肝移植受者，只有2名受者在移植后核酸检测呈阳性，其中1人在移植后21天仍持续阳性。其他8名受者在随访期间均未发现新冠病毒感染。Jayasekera等^[⁵⁴^]报告了2例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供肝移植受者资料，移植前2名受者均已接种新冠疫苗，术后当天的移植物活检组织通过RT-PCR检测新冠病毒核酸阴性，术后均未发生新冠病毒感染。Wall等^[⁵⁵^]报道了一名14岁的具有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暴露史和症状史的捐献者供肝移植，受者未检出新冠病毒且没有已知的新冠病毒暴露，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为23，受者移植术后第7天，定性新冠病毒IgG 抗体检测呈阴性，抗体检测中发现核衣壳IgG呈阳性，提示受者移植手术前曾接触过新冠病毒暴露，可能存在感染后免疫。Goss等^[⁵⁶^]报道了2例儿童肝移植，第1位捐献者是一名死于头部创伤的3岁男孩，4次鼻咽拭子中的1次和3次支气管肺泡灌洗检测中的1次在器官获取前显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第2名捐献者是1名16个月龄的男孩，心跳骤停，病因不明。两名2岁的受者在移植后8个月恢复顺利，移植功能良好，均未发现新冠病毒传播的证据。Nguyen等^[⁵⁷^]报告了1例活体肝移植，捐献者在捐献前诊断新冠病毒感染，受者术后接受了新冠病毒感染者恢复期血浆的治疗，术后未发现病毒传播，供者和受者都有很好的术后结局。

（三）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

目前大多数研究结果均支持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并不会增加受者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Schold等^[⁸^]统计了SRTR数据库纳入自2020年3月12日至2021年8月31日共计4785例新冠病毒阴性及62例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的受者资料，发现1.29%的阴性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的受者有新冠病毒感染死因，而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的受者没有新冠病毒感染死因。另一项使用UNOS数据库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⁵^]，4058例新冠病毒阴性及36例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的受者中，发现0.96%（n = 39）的阴性捐献者捐献心脏的受者有新冠病毒感染死因，而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的受者没有新冠病毒感染死因；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的受者与阴性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的受者的住院时间相似（16.5天vs17天，P=0.51），出院前排斥率低（8.8% vs 18%，P=0.26）；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的受者中没有30天内移植失败或死亡病例；在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的受者平均随访89天期间，总死亡率为2.9%，低于与新冠病毒阴性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受者的死亡率（8.8%）。Eichenberger等[58]报道，共14例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移植的受者，移植后所有病例均未检测出新冠病毒感染，13例恢复良好，除了其中一例心-肝脏联合移植病例发生了严重并发症（大量出血及高凝状态，之后形成冠状动脉血栓），使用了来自另一个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捐献心脏进行紧急二次心脏移植。为评估新冠病毒是否与该例心脏严重并发症有关，对该心脏进行了活检，心脏组织的新冠病毒PCR呈阴性，心脏 IHC 进行的单次右心室活检显示核衣壳蛋白阳性，但没有其他病理学结果支持存在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心肌细胞损伤，也没有心肌炎的证据，左心室没有大体或组织学异常，虽然IHC结果的重要性尚不清楚，但PCR结果和其余病理发现更支持这些肺外组织中不存在存活的新冠病毒，高凝状态和移植失败的原因最终归因于肝硬化和潜在的原发性心脏病，而不是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的器官衰竭。

四、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捐献者器官捐献的建议：

新冠病毒为呼吸道病毒，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密切接触和气溶胶传播，到目到目前为止尚无通过血液和捐献器官通过移植传播的直接证据。根据国家疫情防控政策，我国新冠病毒感染流行形势及临床防控实践，参考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结果及临床应用研究证据，结合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工作特点，对感染新冠病毒感染者器官捐献提出以下建议，供在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参考。

（一）肝脏、肾脏、心脏等非肺脏器官捐献

1. 捐献者14天内有新冠病毒感染史，鼻咽拭子核酸或抗原检测阴性，按照按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正常实施捐献。

2. 捐献者感染新冠病毒，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检测阳性，无相关临床病史，按照按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正常实施捐献。

3. 捐献者感染新冠病毒，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检测阳性，临床分型为轻型和中型，按照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正常实施捐献。

4. 捐献者感染新冠病毒，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检测阳性，临床分型为重型，核酸检测低病毒载量（Ct值≥30），可按照按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实施捐献。

5. 捐献者感染新冠病毒，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检测阳性，临床分型为重型，核酸检测高病毒载量（Ct值＜30），移植等待者紧急情况下可实施器官捐献；或经抗病毒治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低病毒载量（Ct值≥30）或转阴，可按照按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实施捐献。

6. 捐献者感染新冠病毒，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阳性，临床分型为危重型，核酸检测高病毒载量（Ct＜30），不建议捐献器官；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低病毒载量（Ct≥30），移植等待者紧急情况下可实施器官捐献。

图1. 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非肺器官捐献流程图

（二）肺脏捐献

1. 捐献者14天内有新冠病毒感染史，鼻咽拭子、肺泡灌洗液核酸或抗原检测阴性，肺部影像学无明显病变，按照按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实施肺脏捐献。

2. 捐献者感染新冠病毒，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阳性，临床分型为轻型，移植等待者紧急情况下可严格标准实施肺脏捐献。

3. 捐献者感染新冠病毒，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阳性，临床分型为中型或重症，不适合肺脏捐献。

图2. 新冠病毒感染捐献者肺脏捐献流程图

总的来说，当前研究的结果支持使用新冠病毒感染者逝世后捐献肝脏、肾脏、心脏等器官进行移植，但在实施过程中要综合考虑OPO、捐献医院、受者移植医院、捐献与移植团队管理、技术和资源配备等因素，肺脏捐献宜慎重并严格标准。在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研究新冠病毒感染者器官利用的最佳实践、移植候选者的风险认知和术后处理预案及移植效果预判，为终末期器官疾病患者争取最大移植机会。

执笔作者：丁晨光、栗泽鹏、李潇、薛武军

通讯作者：薛武军

主审专家：郑树森叶啟发何晓顺门同义齐海智

审稿专家：陈知水张水军徐骁田野陈静瑜程颖窦剑李波王伟林周江桥杨扬丰贵文王正昕蒋文涛陈文慧李新长霍枫顾民吕国悦董震蒋继贫黄洁夏家红徐鑫吴波章志丹秦科巨春蓉孙永康张武张明杨诏旭孙丽莹王博项和立林俊范晓礼

参考文献

[1] Aubert O, Yoo D, Zielinski D, et al. COVID-19 pandemic and worldwide organ transplantatio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J]. Lancet Public Health. 2021;6(10):e709-e719.

[2] Ritschl PV, Nevermann N, Wiering L, et al.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programs facing lack of empiric evidence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 By-proxy Society Recommendation Consensus approach [J]. Am J Transpl, 2020;20:1826–1836.

[3] Peghin M, Grossi PA. COVID-19 positive donor for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J]. J Hepatol. 2022;77(4):1198-1204.

[4] Bock Mj, Vaughn Gr, Chau P, et al. Organ transplantation using COVID-19-positive deceased donors [J]. Am J Transplant. 2022;22(9):2203-2216.

[5] Dhand A, Okumura K, Nabors C, et al.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from COVID positive don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alysis of 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 database [J]. Transpl Infect Dis. 2022;e13925.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 血站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指引(第二版) [EB/OL]. (2022-12-17)[2023-01-05]. http://www.nhc.gov.cn/ylyjs/pqt/202212/2320f33915664959b868d3ac49b91c1c.shtml

[7] Martinez-Reviejo R, Tejada S, Cipriano A, et al.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from donors with recent or current SARS-CoV-2 infe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J]. Anaesth Crit Care Pain Med. 2022;41(4):101098.

[8] Schold JD, Koval CE, Wee A, et al. Utilization and outcomes of deceased donor SARS-CoV-2-positive organs for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m J Transplant. 2022;22(9):2217-2227.

[9]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EB/OL]. (2022-11-11)[2023-01-05].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211/ed9d123bbfe14e738402d846290049ea.shtml

[10]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EB/OL]. (2022-12-07)[2023-01-05].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212/8278e7a7aee34e5bb378f0e0fc94e0f0.shtml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 公告[EB/OL]. (2022-12-26)[2023-01-05].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212/6630916374874368b9fea6c2253289e1.shtml

[12]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EB/OL]. (2022-12-07)[2023-01-05].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212/e97e4c449d7a475794624b8ea12123c6.shtml

[13]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的通知[EB/OL]. (2023-01-06)[2023-01-06].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15/content_5679257.htm

[14] Wang Q, Iketani S, Li Z, et al. Alarming antibody evasion properties of rising SARS-CoV-2 BQ and XBB subvariants [J]. Cell. 2022, S0092-8674(22)01531-8. .

[15] Callaway, E. Heavily mutated Omicron variant puts scientists on alert [J]. Nature, 2021, 600(7887):21-22.

[16]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关于XBB.1.5毒株，这些知识您需要了解[EB/OL]. (2023-01-04)[2023-01-07]. https://www.chinacdc.cn/jkzt/crb/zl/szkb_11803/jszl_2275/202301/t20230104_263205.html

[17] 陶焱炀. 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分析[J].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 2022, 49(5):314–319

[18] van Doremalen N, Bushmaker T, Morris DH, et al. Aerosol and Surface Stability of SARS-CoV-2 as Compared with SARS-CoV-1 [J]. N Engl J Med. 2020, 382(16):1564–1567.

[19]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的通知[EB/OL]. (2022-3-14)[2023-01-06].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15/content_5679257.htm

[20] Al Bayat S, Mundodan J, Hasnain S, et al. Can the cycle threshold (Ct) value of RT-PCR test for SARS CoV2 predict infectivity among close contacts? [J]. J Infect Public Health. 2021, 14(9): 1201-1205.

[21] Mishra B, Ranjan J, Purushotham P, et al. High proportion of low cycle threshold value as an early indicator of COVID-19 surge. J Med Virol. 2022, 94(1): 240-245.

[22] 孙煦勇, 秦科. 中国公民逝世后捐献供器官功能评估和维护专家共识(2016版) [J].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 2016, 10(4):145-153.

[23] Shah M, Woo HG. Omicron: A Heavily Mutated SARS-CoV-2 Variant Exhibits Stronger Binding to ACE2 and Potently Escapes Approved COVID-19 Therapeutic Antibodies [J].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2022, 12:6031.

[24] Brevini T, Maes M, Webb GJ, et al. FXR inhibition may protect from SARS-CoV-2 infection by reducing ACE2. Nature, 2022 (Access).

[25] Meo SA, Meo AS, Al-Jassir FF, et al. Omicron SARS-CoV-2 new variant: global prevalence and bi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J]. European review for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2021, 25(24):8012–8018.

[26] Stein S.R, Ramell SC, Grazioli A, et al. SARS-CoV-2 infection and persistence in the human body and brain at autopsy [J]. Nature, 2022, 612, 758–763.

[27] Hassanein M, Radhakrishnan Y, Sedor J, et al. COVID-19 and the kidney [J]. Cleve Clin J Med. 2020, 87(10): 619-631.

[28] Braun F, Lutgehetmann M, Pfefferle S, et al. SARS-CoV-2 renal tropism associates with acute kidney injury [J]. Lancet, 2020, 396(10251): 597-8.

[29] Diao, B, Wang, C, Wang, R. et al. Human kidney is a target for novel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infection [J]. Nat Commun, 2021, 12, 2506.

[30] Golmai P, Larsen C P, Devita M V, et al. Histopathologic and Ultrastructural Findings in Postmortem Kidney Biopsy Material in 12 Patients with AKI and COVID-19 [J]. J Am Soc Nephrol, 2020, 31(9): 1944-7.

[31] Sharma P, Uppal N N, WANCHOO R, et al. COVID-19-Associated Kidney Injury: A Case Series of Kidney Biopsy Findings [J]. J Am Soc Nephrol, 2020, 31(9): 1948-58.

[32] Wang L, Li X, Chen H, et al. Coronavirus Disease 19 Infection Does Not Result in Acute Kidney Injury: An Analysis of 116 Hospitalized Patients from Wuhan, China [J]. Am J Nephrol, 2020, 51(5): 343-8.

[33] Wang W, Xu Y, Gao R, et al. Detection of SARS-CoV-2 in Different Types of Clinical Specimens [J]. JAMA, 2020, 323(18): 1843-4.

[34] 崔浩, 梁静, 向慧玲.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肝损伤研究进展[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2, 38(4): 931-935

[35] WJ Guan, ZY Ni, Y H,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 china [J]. N Engl J Med 2020; 382:1708-1720.

[36] Richardson S, Hirsch JS, Narasimhan M, et al. Presenting Characteristics, Comorbidities, and Outcomes Among 5700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in the New York City Area [J]. JAMA. 2020;323(20):2052-2059.

[37] Kates O S, Fisher C E, Rakita R M, et al. Emerging evidence to support not always "just saying no" to SARS-CoV-2 positive donors [J]. Am J Transplant, 2020, 20(11): 3261-2.

[38] Force A C-T, Lau G, Sharma M. Clinical practice guidance for hepatology and liver transplant provid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PASL expert panel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J]. Hepatol Int, 2020, 14(4): 415-28.

[39] Wang Y, Liu S, Liu H, Et Al. SARS-CoV-2 infection of the liver directly contributes to hepatic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J]. J Hepatol, 2020, 73(4): 807-16.

[40] Bloom P P, Meyerowitz E A, Reinus Z, et al. Liver Biochemistries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J]. Hepat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 2021(3):73.

[41] Henry BM, de Oliveira MHS, Benoit S, et al. Hematologic, Biochemical and Immune Biomarker Abnormalities Associated with Severe Illness and Mortality i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 Meta-Analysis [J].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2020,58, 1021-1028.

[42] Liu PP, Blet A, Smyth D, Li H. The Science Underlying COVID-19: Implications for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Circulation. 2020;142(1):68-78.

[43] Lindner D, Fitzek A, Bräuninger H, et al. Association of Cardiac Infection With SARS-CoV-2 in Confirmed COVID-19 Autopsy Cases [J]. JAMA Cardiol. 2020, 5(11): 1281-1285.

[44] Tian S, Xiong Y, Liu H, et al. Pathological study of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through postmortem core biopsies [J]．Mod Pathol，2020, 33 ( 6):1007-1014.

[45] Wu C, Hu X, Song J, et al. Heart injury signs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and earlier mortality in coronavirus [J]. Mes Rxiv, 2020, 19( 4): 231-134．

[46] Xu Z, Shi L, Wang Y, et al. Pathological findings of COVID-19 associated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J]. Lancet Respir Med, 2020,8(4): 420-422．

[47] Ammirati E, Lupi L, Palazzini M, et al. Preval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of COVID-19-Associated Acute Myocarditis. Circulation. 2022 Apr 12, 145(15): 1123-1139.

[48] The Ad Hoc Disease Transmission Advisory Committee of 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Disease transmission advisory committee[EB/OL]. [2023-01-09]. https://optn.transplant.hrsa.gov/about/committees/disease-transmission-advisory-committee/

[49] Koval C E, Eltemamy M, Poggio E D, et al. Comparative outcomes for over 100 deceased donor kidney transplants from SARS-CoV-2 positive donors: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J]. Am J Transplant, 2022, 22(12): 2903-11.

[50] Koval C E, Poggio E D, Lin Y C, et al. Early success transplanting kidneys from donors with new SARS-CoV-2 RNA positivity: A report of 10 cases [J]. Am J Transplant, 2021, 21(11): 3743-9.

[51] Molnar M Z, Hall I E, Raghavan D, et al. Kidney transplantation from SARS-CoV-2-positive deceased donor [J]. Am J Transplant, 2022, 22(4): 1280-2.

[52] Puodziukaite L, Serpytis M, Kundrotaite A, et al. Kidney transplantation from a SARS-CoV-2-positive donor for the recipients with immunity after COVID-19 [J]. Transpl Infect Dis, 2021, 23(4): e13666.

[53] Romagnoli R, Gruttadauria S, Tisone G, et al. Liver transplantation from active COVID-19 donors: A lifesaving opportunity worth grasping? [J]. Am J Transplant, 2021, 21(12): 3919-25.

[54] Jayasekera C R, Vikram H R, Rifat Z, et al.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From SARS-CoV-2-infected Donors to Uninfected Recipients: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J]. Transplant Direct, 2022, 8(2): e1286.

[55] Wall A E, Mckenna G J, Onaca N, et al. Utilization of a SARS-CoV-2-positive donor f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J]. Proc (Bayl Univ Med Cent), 2022, 35(1): 62-3.

[56] Goss M B, Leung D H B, Pouch S M, et al. A new chapter in an evolving pandemic: Successful pediatr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with SARS-CoV-2+ donors [J]. Pediatr Transplant, 2022, 26(8): e14407.

[57] Nguyen M C, Lee E J, Avery R K, et al. Transplant of SARS-CoV-2-infected Living Donor Liver: Case Report [J]. Transplant Direct, 2021, 7(8): e721.

[58] Eichenberger E M, Coniglio A C, Milano C, et al. Transplanting thoracic COVID-19 positive donors: An institutional protocol and report of the first 14 cases [J]. J Heart Lung Transplant, 2022, 41(10): 13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