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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肿瘤领域的研究进展日新月异，为了让读者及时了解最新动态，医脉通血液科推出《医脉月刊》，精选每月血液肿瘤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本期小编精选8项研究，以飨读者。

合并症指数“Severe4”或可预测接受CAR-T治疗的DLBCL患者的预后

背景：虽然某些临床因素（包括肿瘤负荷、体能状态和合并症指标）与CAR-T疗法的疗效相关，但迄今尚未开发出经过验证的预后预测模型。

方法：一项大型、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1]，在美国9个学术中心确定了577例计划接受CAR-T治疗（接受了白细胞单采）的R/R LBCL患者，形成学习队列（LC），对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构建随机生存森林模型，以确定最具影响力的CIRS器官系统和严重程度等级。

结果：研究者试图确定与生存最密切相关的累积疾病评分量表（CIRS）指标，发现呼吸系统、上消化道（GI）、肾脏和肝脏系统的高CIRS评分（≥3）（被定义为“Severe4”，代表这4个CIRS器官系统中任何一种存在严重合并症）对PFS和OS的影响最大。Severe4也是LC中≥3级CRS的重要预测因子。

结论：Severe4是评估CAR-T治疗候选患者的预后一个有价值且方便的工具。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CAR-T治疗后重度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早期预测模型的构建

背景：既往研究表明，早期积极治疗能够逆转CRS，包括重度CRS，并且CRS的预防措施不会降低CAR-T细胞的功能。因此，对接受CAR-T细胞治疗患者重度CRS的发生进行早期预测至关重要。

方法：该多中心回顾性研究^[2]纳入了来自中国6家医院的患者。分为训练队列和2个外部验证队列。

结果：在训练队列中，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了18个与重度CRS发生相关的因素，对这18个相关因素进行LASSO回归建模，如果预测评分为正，则患者发生重度CRS的概率大于0.5，如果分数为负，则发生的概率小于0.5。在训练队列和两个独立外部验证队列中，校准曲线与理想线重叠，这表明该预测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差别不大。

结论：该研究开发的列线图，能够早期预测接受CAR-T细胞治疗患者发生重度CRS的概率，使患者得到及时的CRS预防和治疗。

R-COMP方案与R-CHOP方案在老年DLBCL患者中的比较

背景：R-CHOP方案是DLBCL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但由于老年患者多伴合并症、难以耐受大剂量化疗等问题，多数老年患者经R-CHOP方案治疗后出现严重的治疗相关毒性。

方法：意大利Linfomi基金会最近发表了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3]（Elderly Project，EP），探索了老年DLBCL患者（年龄≥65岁）的结局，这些患者根据简化老年评估（sGA）分为fit、unfit或frail，本报告描述了该研究患者的特征和预后。

结果：根据EPI评分，中/高危患者的预后较差，但R-CHOP组和R-COMP组的3年OS率相似（68% vs 68%，P=0.997），3年PFS率分别为59%和61%（P=0.816）。两组因毒性而中断治疗的情况无差异（R-CHOP组为7%，R-COMP组为11%，P=0.079），两组的早期死亡率（<90日）也相同（2.9%）。

结论：在EPI评分为中/高危的老年患者中，R-COMP方案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年龄和治疗对MRD预测价值的影响：对成人AML患者临床管理的意义

背景：在早期治疗阶段，MRD细化了初始疾病风险分层，并用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分配。尽管其作用已得到证实，但仍有相对较高比例的患者最终在达到MRD阴性后复发。

方法：该研究^[4]评估了基线特征和治疗强度对MRD阴性预测价值的影响，尤其是MRD2（连续2个化疗周期后测定的MRD）。

结果：在基线特征中，年轻MRD2阴性患者（<55岁）的DFS（中位数未达到）显著长于对应的老年患者（中位数为25.0个月，P=0.013，HR=2.08）。与标准剂量相比，尤其是诱导期或首次巩固期给予大剂量ARA-C的MRD2阴性患者预后较差（P=0.048，HR=1.80）。

结论：在达到MRD2阴性状态的患者中可识别出具有显著差异的无病生存率的患者。年龄和治疗强度等变量可影响AML患者的MRD预测价值。

维奈克拉联合地西他滨作为新诊断ELN不良风险年轻AML患者的一线治疗

背景：根据2017年修订版欧洲白血病网（ELN）遗传风险分层，不良风险患者接受IC的预后比良好和中等风险的患者差。>60岁的不良风险患者的CR率仅为43%-45%。

方法：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德沛、陈苏宁教授及其团队开展了一项多中心、单臂的II期研究[5]，该研究旨在评估ND伴有不良风险（ELN 2017）的年轻成人AML患者接受VEN联合地西他滨（DEC）诱导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中位随访15.3个月（范围：2.8-22.6）时，中位DOR、EFS和OS未达到，预估的12个月OS率、EFS率和DOR率分别为82%、61%和65%。全部患者（42例）接受安全性分析。在开始治疗前进行降细胞治疗，将WBC计数降低至25×10⁹/L以下，未观察到肿瘤溶解综合征。

结论：作为首项VEN联合DEC治疗伴有不良风险（ELN 2017）的ND AML年轻成人患者的研究，该方案有效且耐受性良好。

CAR-HEMATOTOX预后评分在接受CAR-T治疗的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毒性事件中的预测价值

背景：血液学毒性对接受CAR-T治疗患者的生存影响越来越显著，因此有研究团队开发了CAR-HEMATOTOX（HT）评分模型，以预测复发/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LBCL）患者的CAR-T治疗相关血液学毒性事件的发生率。

方法：该多中心回顾性研究^[6]纳入了于2021年4月-2022年7月就诊于6个国际CAR-T中心的接受靶向BCMA CAR-T标准治疗的R/R MM患者，探索了HT评分在接受靶向BCMA CAR-T治疗的R/R MM患者中的预测价值。。纳入的患者均接受了毒性和生存结局评估。

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HT评分高与严重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持续时间长显著相关（p<0.0001）。与低HT组相比，高HT组患者的CAR-T治疗后0-30天内和31-100天内的严重血小板减少症和贫血的发生率显著更高。

结论：该临床研究表明，CAR-HEMATOTOX评分能很好地预测接受靶向BCMA CAR-T治疗的R/R MM患者的毒性事件发生率和远期生存。

KTd序贯ASCT和巩固维持治疗在对硼替佐米耐药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ALLG MM17试验结果

背景：既往研究表明，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或更深程度的缓解以及微小残留疾病（MRD）阴性与患者生存改善显著相关。蛋白酶体抑制剂（PI）联合免疫调节药物（IMID）使初诊MM患者获得了更深的缓解和更长的生存。

方法：ALLG MM17试验是一项多中心单臂临床研究^[7]，探索了在含硼替佐米诱导治疗失败后、适合移植的初诊MM患者中，卡非佐米+沙利度胺+地塞米松（KTd）挽救疗法序贯ASCT和巩固维持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在意向治疗人群（ITT）中，患者接受4个周期KTd挽救治疗后的ORR为78%（95%CI：64.4–87.1%）。在ITT人群中，4周期KTd方案后患者的CR率为16%，序贯ASCT和巩固治疗后CR率达到了54%，后续治疗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缓解率。3级和≥4级AE发生率分别为32%和10%。常见的任何级别AE包括上呼吸道感染（56%）、周围神经病变（42%）、肌肉骨骼疼痛（32%）等。

结论：该临床试验表明，在含硼替佐米诱导治疗失败的适合移植的MM患者中，KTd挽救治疗能改善缓解率和MRD阴性率，序贯ASCT和巩固治疗能够进一步改善此类患者的缓解深度，从而延长PFS和OS。

迟发型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长期生存情况

背景：目前，迟发型急性GVHD相关研究的样本量较小，迟发型急性GVHD对患者长期生存的影响尚不明晰。

方法：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8]，分析了来自美国西奈山急性GVHD国际联盟（MAGIC）的迟发型急性GVHD的患者数据。

结果：尽管与经典型相比，迟发型患者的病情更严重，但两组之间6个月NRM、疾病复发率和OS率均没有显著差异。经典型1/2级和3/4级急性GVHD患者的6个月NRM分别为11.9%（95%CI，10.0%- 30.7%）和30.7%（95%CI，10.0%- 30.7%；P<0.001）；迟发型1/2级和3/4级急性GVHD患者的6个月NRM分别为8.4%（95%CI，4.3%- 14.3%）和32.5%（95%CI，21.4%- 44.1%；P<0.001），均有显著差异。多因素分析表明，作为时间依赖性协变量的经典型和迟发型急性GVHD，均与NRM风险和OS风险升高相关。经典型与疾病复发风险降低显著相关，而迟发型与复发没有显著相关性。

结论：该多中心回顾性研究表明，迟发型和经典型患者的NRM、OS和疾病复发率无显著差异，迟发型急性GVHD不比经典型的临床症状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