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向来能够冷冰冰地击中人心。来自Pubmed的数据统计表明，截止2012年5月3日，生物医学领域中共有2047篇论文被撤稿，其中因学术欺诈或可能造假的占43.4%，重复发表的占14.2%，剽窃的占9.8%。

此外，最让人沮丧的是，有评估分析，2010年因学术舞弊被拒稿的研究文章数为2001年的19倍。

在众多形形色色学术欺诈中，轻者马马虎虎进行研究工作就发表结果，重则蓄意、明目张胆进行学术造假，甚至还捏造、伪造甚至剽窃别家数据。

面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上升趋势，念及对人类健康及社会的危害，人们不禁要思考：学术欺诈到底应不应该算作犯罪行为，应不应该对欺诈者追以刑事处罚？

“鹰派”：学术欺诈等同于诈骗罪

16年前，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的一纸论文，让众多儿童未能及时接种风疹、腮腺炎以及疫苗，因为这位医生指出，这些疫苗会导致消化道疾病，进而会损伤大脑又引发自闭症。

但安德鲁到如今仍然逍遥自在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晒太阳，不仅如此，他还从各种支持团体中捞了不少金。他的那篇污点论文，也一直悬挂到2010年才下架。

安德鲁，因一纸声名狼藉的研究“荣获”首届“金鸭奖”（Golden Duck award）的“庸医终生成就奖”。

著名的造假者，韩国首尔大学的黄禹锡，虽因干细胞研究造假被辞退教授身份，但最后又毫发无伤地回归到科研队伍中，而且自2006年以来，他已发表100多篇科研论文，其中有40多篇是在过去两年中发表的。

黄禹锡虽造假，但仍回归于科研队伍

以上两位，虽然东窗事发，但平安过度，不过美国麻醉师斯科特·鲁本就没那么幸运，因其发表的手术镇痛研究的文章伪造了错误结果，从而让众多患者陷入伤害，鲁本本人被判处了6个月的监禁。不过下场像鲁本的，简直少之又少。

为什么会这样？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医院全球儿童健康中心的佐勒菲卡尔·布塔认为，首先对于学术不端，没有一把合适的标尺去量度。因为除了主观为之，检测分析技术、单纯研究错误、偏见及误解等都可以导致一定的欺诈假象。

而且如何去判断学术造假，也颇需要砸银子。有评估结果显示，美国研究诚实办公室所办的案例，一个案例的调查经费就高达11.6万~200万美元。因此，巨额的费用，大量时间的耗费，都使得多数机构只能望洋兴叹。

即使查出学术不端行为，惩罚的实施也有一定问题，因为并没有准则。再加上，科研机构本身也不愿意家丑外扬，也不希望进行重罚。再者，学术欺诈可谓比比皆是，据调查分析，有2%的科学家承认曾经至少一次编造、伪造或者修改数据。

面对如此乱象，“鹰派”布塔认为，什么辞退、终止合同、学术批评之类的，弱爆了。学术欺诈还具有低风险，高回报的特点，预防什么的也不过是痴人说梦。

他强硬地指出，鉴于学术欺诈对人类健康与社会进步的严重危害，对于那些经过调查且已经明确的具体案例，就需要执行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加以处理，比如追究其刑事责任让这些欺诈者蹲大狱。现在是时候把学术欺诈与犯罪性欺诈等同起来了。

“鸽派”：预防而非惩戒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医学系惠灵顿哮喘研究小组主任朱利安·克兰认为，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学术欺诈毕竟是少数。因为就Pubmed的记录来看，自1940年以来，每18234篇文章中，只有1篇存在学术不端的问题。

他认为，通过刑事诉讼来问责学术欺诈，并不会减少欺诈行为，反而草木皆兵，破坏正常研究工作及其结果的信任。营造优良透明的科研环境来预防欺诈，才是根本。

另外，为什么会发生学术不端？主要是研究者压力太大。为了确保研究资金充足、学术地位稳固，急于求成和无中生有等很容易滋生。

“靠请警察来维持学术秩序？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克兰指出。面对可观的利益诱惑，研究者完全可以不顾可能被起诉的威胁，而继续发表“坏论文”。

再者，“水至清，则无鱼”，没有多少研究者科研生涯毫无瑕疵。“他们难道都是诈骗犯吗？”克兰反问道。

他认为，如果非要走向立法、调查、逮捕、审批等一系列环节，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学术不端”，什么是“欺诈”。如果不加以定性和明确，直接等同，会很悲剧、很疯狂。意大利6位地震学家曾因错估地震风险而被以过失杀人罪被判处六年监禁和巨额罚款，但这与欺诈并没关系。

克兰强调，良好的管理，要比定罪处罚更有效。现在要做的是就是信任和纠正。

意大利阿奎拉法庭对6位地震学家和1位前政府官员正在进行审判。他们被判处过失杀人罪，需要在监狱中服刑6年。

来源：

1.BMJ 2014;349: g4532 doi: 10.1136/bmj. g4532

2.果壳网